西汉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研究

西汉从初期至中期,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采取多种措施强化皇权,收归诸侯王国官吏任免权和治民权,降低诸侯王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逐渐降低王国职官的官秩、俸禄级别,同时减少王国所属吏员的数量。昌邑王国只是西汉中期诸多王国中的一例,昌邑王国的职官设有太傅、少傅、相、中尉、郎中令、仆、卫士长、内史、礼乐长等,其职官数量不多,地位亦不高,主要职责是辅佐、教育、保卫与侍从昌邑王等,已不再拥有治民之权。西汉中期昌邑王国职官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结构完整,官吏齐备,制度健全;二是与中央相比,官秩地位降低,俸禄、吏员较少;三是在中央王朝的强权下,以文官为主,以儒生任武官,弱化武官,防止叛乱。因此,从昌邑王国职官制度来看,昌邑王刘贺的政治阅历和政局掌控历练是有限的,加上这些职官的政治素质与能力整体上根本无法与中央职官相比,这或许是后来昌邑王刘贺被废的一个因素。     

昌邑李氏与《红楼梦》关系琐议

源自山东昌邑的"姑苏李氏"与《红楼梦》的写作应该有某些联系。借助相关史料及学界研究成果,判断曹寅之妻应该不是李煦的妹妹,而是远房族妹;《红楼梦》情节应该有许多姑苏李家的影子;脂砚斋或畸笏叟也许是李鼎、李鼐兄弟辈中的某人;姑苏李氏与山东昌邑等问题。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与西汉黄金问题再探讨——兼与刘瑞先生商榷

2016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成果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尤其引人瞩目。刘瑞先生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探析》中认为这是原昌邑王府的大量黄金随葬的结果,并进而得出不能因刘贺墓出土大量黄金而认定西汉黄金多被埋入地下的结论。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首先,刘贺墓中的黄金只是其所有黄金的一小部分;其次,西汉确实存在大量黄金,消失的主要原因应是窖藏。     

刘贺废黜新考——兼评《昌邑王废黜考》

霍光废黜刘贺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专权。但其废黜过程并不像廖文提出的一样,事实上,班固对废黜过程的记载是正确的。刘贺轻易被废是自身的政治斗争经验不足和当时不利于刘氏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探讨刘贺被废的实际情况和原因,对西汉历史的研究很有意义。     

皇权与势族的较量:从西汉前中期统治格局看刘贺被黜

西汉前中期,皇权与势族之间的较量是形成当时统治格局的主因。皇权致力于打压各级各类势族以巩固统治,受先秦"王权——贵族"社会及其政治传统以及西汉包容势族力量的制度建构等因素影响,西汉的势族始终是抑制皇权的重要社会势力,吕后专政、霍光专权皆为势族影响皇权的典型事例。刘贺被黜是西汉前中期政治格局演进的一个结果,被黜原因既不是刘贺品性问题,也非霍光为刘氏皇权着想,而是汉代皇权与势族政治集团较量过程中双方力量失衡所造成的特殊政治局面。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的皇权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势族集团及其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亦是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社会亦可称之为"皇权——势族"社会。     

隋朝统治者用人政策变化探析

隋朝文、炀二帝为了消除各方矛盾,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在选官用人上存在着明显的地缘差异.文帝选官用人主要以关中为本位;炀帝则多以南方士人为核心.但在对待山东士族上,文、炀二帝都采取了惊人相似的打击抑制政策.     

孔子“圣人之治”与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比较分析

欲追问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必须回溯中西政治思想的源头,源头创造出的政治思想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异同的存在。孔子与柏拉图则是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源头大师,而"圣人"与"哲学王"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但是何为"圣人"与"哲学王"?"圣人"与"哲学王"何以能进行统治,即通过他们的统治,为什么能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城邦?他们的凭借或者正当性何在?"圣人"与"哲学王"又是如何进行统治的?二者政治思想有其可比性,从源头上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差异。本论文旨在对"圣人之治"与"哲学王统治"思想进行比较,以便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易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以求对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做出新的解释。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略论隋朝统治与道教

略论隋朝统治与道教段塔丽从一些史籍材料来看,隋朝建立后,无论是文帝杨坚,还是炀帝杨广,似乎都是以崇奉佛教为主,对于道教则多有贬抑。如隋文帝所言：“朕于佛教,敬信情重。”①《隋书·经籍·志》也称：“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事实...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既构建了刘贺本人“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对《诗经》的诵习,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其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西汉时期“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其时实应“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状态,既体现与“礼”相涉的有《礼经》学者与汉“仪”学者两种,又反映出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吕后出宫人与代王刘恒“独幸窦姬”发微

窦姬作为吕太后赏赐代王刘恒五名宫女之一，来到代地后立即受到刘恒的“专宠”，其中固然有窦姬俊美、伶俐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窦姬曾是侍奉吕太后之人。出宫人以赐诸侯王是建汉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吕后的首创，其政治意义非同一般。事实上，吕太后出宫人以赐诸侯王与她嫁吕氏诸女为诸侯王后的目的是一样，那就是通过这些宫女来笼络并进而监控诸侯王的思想行踪。洞悉时局的刘恒“独幸窦姬”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是向远在长安的吕太后传递自己的忠诚和顺从，从而避免重蹈刘恢、刘友甚至刘如意之覆辙，为日后登临大宝、开启“文景之治”提供了可能。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康熙推崇实学探赜

康熙在文化思想上推崇程朱理学,昌明实学,这不仅有时代风会和当时学术思潮镌刻的烙印,更与他自己务实的内在禀性紧密不可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掌握文化思想统治权,巩固大清江山。     

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

汉文帝三年有太原之行。此行涉及和匈奴的关系,体现了代-太原地方特殊的军事地理地位。汉文帝在太原的表现,又有仿效汉高祖刘邦回乡的迹象。相关记载对于汉代交通史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君臣关系与北宋前期政治--以寇准为个案

寇准是北宋名臣,一生仕太宗、真宗两朝.他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又多次遭受贬退的命运.寇准的遭遇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巨子与君主、个人与国家、君臣关系与国家政治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身历家国巨变的诸葛靓考论——兼及诸葛靓式的孝道

诸葛靓之父诸葛诞因司马氏征其入洛阳而在扬州举事,并派长史带其小儿子诸葛靓等往东吴请救兵。后诸葛诞败亡,而诸葛靓留在东吴为官。他曾任右将军,在吴亡前已经升为大司马。诸葛靓本人在德、才方面应有过人之处。孙皓即位后不久,诸葛靓参与平定施但之乱,后来还曾与丁奉一起率军北伐。西晋灭吴之役中,孙皓派张悌、诸葛靓等率军渡江,欲以主动进攻改变被动局面,但此役孙吴军队大败。吴亡后,诸葛靓先藏于其姊琅邪王妃家中,后回到故乡,并始终拒绝出仕。他与嵇绍二人在仕隐问题上的抉择与在忠孝问题上的抉择是相联系的：或以仕显忠,或以隐明孝。诸葛靓并不能说是孝而非忠者,他出仕于东吴期间对该政权是忠诚的,而他对西晋政权并无效忠义务。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