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废黜新考——兼评《昌邑王废黜考》

霍光废黜刘贺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专权。但其废黜过程并不像廖文提出的一样,事实上,班固对废黜过程的记载是正确的。刘贺轻易被废是自身的政治斗争经验不足和当时不利于刘氏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探讨刘贺被废的实际情况和原因,对西汉历史的研究很有意义。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与西汉黄金问题再探讨——兼与刘瑞先生商榷

2016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成果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墓中出土的大量黄金尤其引人瞩目。刘瑞先生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多黄金探析》中认为这是原昌邑王府的大量黄金随葬的结果,并进而得出不能因刘贺墓出土大量黄金而认定西汉黄金多被埋入地下的结论。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首先,刘贺墓中的黄金只是其所有黄金的一小部分;其次,西汉确实存在大量黄金,消失的主要原因应是窖藏。     

论明代勋臣的培养与任用

明朝建立了一套勋臣子弟培养制度,并坚持由勋臣出任高级军职,以达到拱卫皇室、维护等级秩序、防范边将等目的。但在世袭制度的保护下,勋臣的培养收效甚微,多是纨绔子弟。勋臣任职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职能,而且加剧了军政的废弛与腐败。     

论四库馆臣的理性意识与经世思想

四库全书馆是为纂修《四库全书》而设置的规模庞大的修书机构。四库馆内人员复杂,学术纷争不已,但馆臣中起主要作用者,却都能理性地看待汉宋之争,并蕴含着经世思想,四库馆臣的理性意识和经世思想,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四库全书》能顺利纂修完成,而且对《四库全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居安与开禧北伐——兼论王居安对韩胄的斗争

王居安与韩胄以及与史弥远的斗争 ,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清正刚直的官员与贪贿腐败、专权祸国的权臣之间的斗争。本文对王居安关于开禧北伐的几篇具有远见卓识的奏疏及他对韩胄、史弥远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评述 ,肯定他以国事民生为重的精神和特立独行的品格     

论文学与政事的融合——以唐代词臣的敏赡素能为中心

以文求仕是唐代士人进入政坛的基本途径,而文学能否服务于政治,是素来存在争议的。这种争议未影响选官制度对文学的重视,说明了以文学从政的合理性。唐代政务运转以制诰为中心,如果聚焦于知制诰的词臣的高级才能敏赡,或可切入分析文学如何达成与政事的融合。无论是日常履职还是应对紧急情况,要高效、妥善地处理政事,词臣敏速地起草制诰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赡包括富赡的学识、措辞、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密的表达,这对于制敕的生成与作用非常关键。词臣可能身兼政事参谋、顾问之职,参谋顾问与代言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都需要敏赡的素能。借由敏赡,文学与政事达成了融合。在朝廷其他部门与地方政务运转中,敏赡素能同样具有广阔的施展空间,因而成为选士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入仕的核心才能也成为社会共识。     

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

在明代君臣冲突情境中,一些阁臣采取“委曲将顺,乃克有济”之道事君.此种行为取向以阁臣顺从皇帝主张,反对同僚强谏,又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为基本特征.关涉阁臣此类行为取向的舆论评说褒贬不一,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褒论则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明代阁臣的此种行为取向与该时代中枢体制变迁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于同官立朝之道,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谀君的气息.     

“王正月”与“《春秋》新王”论——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论

作为汉代治春秋学大家,董仲舒指出,"王正月"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正皆不同。王者建正朔的目的在于"变易民心","革其耳目";"王正月"则可以正人伦纲纪,推王道。《春秋》"王正月"也是"大一统"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因鲁史记,撰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而标榜天子之事,托鲁王为君,以黑统取代周赤,以夏为远,以周为近,封宋为故国,合伯、子、男为一爵,从而构成了孔子"新王"改制的主体内容。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吕后出宫人与代王刘恒“独幸窦姬”发微

窦姬作为吕太后赏赐代王刘恒五名宫女之一，来到代地后立即受到刘恒的“专宠”，其中固然有窦姬俊美、伶俐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窦姬曾是侍奉吕太后之人。出宫人以赐诸侯王是建汉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吕后的首创，其政治意义非同一般。事实上，吕太后出宫人以赐诸侯王与她嫁吕氏诸女为诸侯王后的目的是一样，那就是通过这些宫女来笼络并进而监控诸侯王的思想行踪。洞悉时局的刘恒“独幸窦姬”是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是向远在长安的吕太后传递自己的忠诚和顺从，从而避免重蹈刘恢、刘友甚至刘如意之覆辙，为日后登临大宝、开启“文景之治”提供了可能。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     

隋代文炀二帝、南北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

隋代的文、炀两位帝王对待文学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对隋代的文学审美状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隋文帝阻遏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而隋炀帝受南方文化、美学环境的孕育,融汇气势于华丽之中,促进了隋代文学美学的发展。南北朝的长期割据,使南北两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美学风范,南方清绮,北方质实。南北文学美学之差异反映了地理文化之差异。随着隋代在地域上的统一,为南北文学美学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     

唐人宰相观念转变与宰相政务官化

自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固定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立,宰相职能日益政务官化。至贞元、元和年间,中书门下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处者。宰相职能的转变,导致唐人心目中宰相观念的变化。三省制下,宰相的决策职能不被强调,突出的是任相者本职事官的形象。中书门下体制下,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度膨胀,宰相反而被描绘成为"论道之官",而非政务裁决者。但是,作为"论道之官"的"无所不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宰相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真实写照。唐代后期,宰相扮演了被咨询者、亲躬细务者和任使者多重角色。唐人宰相观念的变化,正是宰相职能在唐代官制演变过程中政务官化的结果。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

关于汉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之事,《史》、《汉》无明文,前人争论颇多。汉初之博士制度沿袭秦制,广立诸子而不限于五经,故《孟子》以诸子书而得立博士当在情理之中,且《孟子》尊立博士亦有汉代相关著述及记载作为佐证。《孟子》传记博士之罢黜,史籍无载,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孟子》“传记博士”之名未必是文帝时的称号,可能是后人追称。《孟子》被称为传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孔孟并称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魏太武帝和鲜卑拓跋氏的汉化

太武帝实是北魏汉化的开创者 ,但在这时 ,汉化还刚刚起步 ,充满了矛盾 ,且历经曲折。这说明即使像太武帝这样的君主 ,其施政亦不能完全凭个人意志 ,而总要受种种力量的制约     

秦汉旅游主体的构成

旅游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现象。秦汉时期旅游活动已很兴盛 ,其旅游主体的构成也很有时代特色。秦汉旅游主体是由最高统治者、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知识分子、外交使节及下层劳动人民等组成的 ,其中 ,最高统治者、王公贵族、富商大贾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