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的重农政策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内容,可以看出秦朝的重农政策细致完善。在农业生产方面,建立了农作物发育情况报告制度;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方面,规定以时禁发,按照节令的不同,对生态区进行封禁或者开放,力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农业动力方面,建立了牛马等大牲口的保护制度,制定了严格的大牲口屠宰标准和审批手续。当然秦朝更注重对农业生产成果的保护,制定了完善的粮仓受粮、存粮和放粮制度。秦朝重农政策的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借鉴。     

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札记

《秦律十八种》里“不夏月”、“田舍”、“稍赏”、“襄”等字词解释及“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的理解略作陈述:1.“不夏月”之“不”当为衍文;2.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酉（酒）”一句的解释当为：居住在田舍中百姓不准卖酒或买酒;3.“稍赏”应解释“逐渐偿还”;4.“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一句应当翻译为“年老体弱和不足信赖的隶臣妾,不要派出去传递文书。”;5.“ 别粲、糯之襄（酿）,岁异积之,勿增积、以给客”一句应该翻译为：“将秈稻和糯稻中颗粒饱满的区别开来,每年单独贮积,不要使陈谷新谷层积在一起,以用来供给宾客。”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刑与罚的区别

一般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学者都是"刑罚"连称,不加区分,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载法律条文来分析,刑与罚是有分别的。秦律中有谇(斥责)、废(免官)、赀(罚钱或物)等名目,这三者都属于罚的范畴。秦律中还有"居赀赎债"、"居赎刑罪"两种人,由于他们都与徒刑一起劳动,也都被认为是刑徒,其实这两种人的身份有明显不同。     

《睡虎地秦墓竹简》介词考察

本文讨论了《睡虎地秦墓竹简》（闻称《睡简》）中的介词问题。在对２４个介词的用法特点分别进行考察后,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睡简》中断出现“终、尽、依、坐、把”５个介词,介词“当、即、到、自从”有了新的用法;介词的用法有较明确的分工;介词的组合能力大大加强。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考古学意义

出土文献在考古学综合研究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云梦睡虎地秦简的简文内容 ,反映出诸多考古学信息 ,如墓主人年龄、身份、秦代楚地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的变迁、风俗等 ,这些记载为研究秦代江汉地区埋葬习俗、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提供非常珍贵的文字资料     

睡虎地秦简所反映的公物管理法

秦政府非常重视公物管理,不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有如《仓律》、《厩苑律》、《效律》、《金布律》等一系列严密的法律规范公物的管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秦从一个西戎小国成为称雄于诸侯国的大国,最后统一中国,决非偶然。     

试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同音假借

假借分两种,一种是本无其字的假借,一种是本有其字的假借。本无其字的假借,如“久长”之“长”假借为“长幼”之“长”,“号令”之“令”假借为“县令”之“令”。本有其字的假借,古籍中存在很多,如“气”与“氟”,“(?)”与“率”。“气”,云气也,“氣”,馈客多米也,经传多借“氣”为“气”,“(?)”先导也,“率”,捕鸟毕也,经传多借“率”为“(?)”。     

睡虎地秦简《日书》“梦”篇考释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占梦文献,对于研究我国早期术数文化具有一定意义。其中的瞢、、绎、择、祷、皋、幅、驷、畐等字的释读以及残文部分,需要进一步地训释和补充;其中记载的食梦之神,正如学者所指出,与《白泽精怪图》中的伯奇有一定的联系。《日书》梦篇中的推导理论已经具备后世术数原理的雏形。     

从睡虎地秦简看秦国妇女的婚姻状况

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向世人展示了秦国妇女婚姻状况的诸多方面,由此可知秦国妇女的婚姻选择相对自由且受官府保护,妇女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这样的婚姻状况与秦国的社会环境、民间风俗、国家政策是息息相关的。大体而言,秦国妇女虽然也生活在男权社会,但较之后世的妇女,其婚姻自主性与自由度相对较高。     

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看秦思想文化的发展

《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独具特色的简牍作品,具有诸家融合的鲜明倾向,但地位各自不同,简略概括为:法家的一断于法基调,儒家的谨己亲民色彩,道家的处柔防反思想。《为吏之道》和战国时期的一系列作品相似,具有综合诸家、集聚众说的共性,但立足点是法家思想。与秦国至秦朝初年的法家比较,则体现了法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因此,它总体上折射出秦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裤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兼词“诸”

本文以兼词“诸”为例,证明兼词在古汉语虚词中自成一类。文中笔者讨论了“诸”的几种用法:相当于“之于”的语法结构和语法功能;用于句尾,相当于“之乎”,表疑问或反问语气;在一些句子中,“诸”用在不及物动词之后,只能训释为“于”;有时,“诸”与“乎”连用,“诸”只有代词作用,失去了语气词作用。     

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指出《纲目》从未以《通鉴节》作为书名;朱熹确定凡例以后,即将纲与目交门人分头编撰,自己担任主编,负责统稿,并承担部分撰写工作;至迟在乾道五年,《纲目》．已进入编撰,初稿成于淳熙二年;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淳熙四、五两年、此后仅作过少量的零星修改;朱熹去世前,曾托门人赵师渊再度修订《纲目》,但没有完成;现存凡例和朱熹八书不宜轻易否定;《纲目》系出于众手的未定之稿,对其评价应恰如其分。     

论沈钦韩的《范石湖集注》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经史考证方法移植到诗歌注释中。在《范石湖集注》中,沈钦韩发展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观点,赋予了传统诗歌注释以史证诗方法的新内涵,将证诠释为考证,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转化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范成大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范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解释说明,同时还指出了范成大的不少错误。     

简朝亮对朱次琦学说的传承与发展--兼与钱穆先生榷议

无论是重塑朱次琦的经师人师形象,接着朱次琦的“四行”、“五学”往下说,还是遍注儒家经典,简朝亮都是结合新的社会形势,朝着朱次琦学说的既定目标、具体路径为它输进新内容,使获得了较大发展的朱次琦学说延至民国中后期,并与同出一门的康有为别出的岭南近现代新儒学产生尖锐冲突,呈现岭南儒学近代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因此,钱穆认为简朝亮未能传承朱次琦之学,实是未能抓住简朝亮经学生涯乃至朱次琦学说的要害。     

走不出的盆地--周大新《第二十幕》的非历史叙述

南阳盆地的神话说到底是一则关于爱的叙述,当"爱"变成宗教,就产生悲剧,南阳盆地的文学世界里始终氤氲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剧气氛.迥然不同于传统史诗型叙述,周大新的非历史叙述在<第二十幕>里臻于成熟.     

金石学视域中的《水经注》金石文献著录考察

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多为原始的、零散的.《水经注》金石文献的著录实践,无论在著录数量还是著录方法上,都比前代更进一步.庞大的数量、独特的著录方法以及作者对金石资料考经证史作用的重视等客观上推动了金石学的不断演进.《水经注》对北魏以前的金石学实践作了总结,承上启下,为金石学在宋时的形成作了先导.     

等效理论与《水浒传》中单数自指语的翻译

《水浒传》中众多人物的众多自指主要分为两类：代词性自指语和名词性自指语。文章以等效理论为基础，从这两个角度对自指语的翻译进行研究。由于英语和汉语语言构成的差异，对他们的翻译基本未能完全实现等效效果，无法完全有效地体现讲话者的个性、教育程度、他们的讲话时所处的语言环境以及所希望达成的交际效果。     

胡燏棻与晚清军制改革

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震惊,于是朝野上下,纷纷上疏,条陈治国富强之策。时任顺天府尹的胡燏棻也结合危急局势上疏,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针砭时弊,要求仿照西法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并被获准编练定武军,开创首练新军之先河,成为小站练兵之发端及日后北洋陆军形成的直接奠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