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与"爱国"——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述论

1934年被社会各界公定为妇女国货年.在妇女国货年运动中,妇女被推至国货运动的前台,承担起振兴国货的责任.社会各界力图通过社会舆论重塑"摩登"的含义,以及借助于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使妇女的日常消费行为政治化,并企图借此影响都市妇女时下流行的消费文化.妇女国货年运动反映了作为国货主要消费群体的都市妇女与国货运动的关系,它的失败暴露了近代国货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看民族主义的发展

"抵货运动"、"国货运动"作为抵制外国侵略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建国以来,"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此话题更是受到了广大研究者们的青睐,大量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相关期刊论文有大约191篇。对"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的发生原因、过程、意义以及价值再到特定的时间段、具体人物及地点做了相当有益的探索,这样由宏观到微观、颇具广度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论文中存在着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混淆,或是将其看成完全孤立的两个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探索存在着一定不足。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且两者内部都贯穿着"民族主义",其将两者紧密联系到一起。由此,对其进行探索具有很大的可研究性。本文分为四部分,首先明确"抵货运动"、"国货运动"、"民族主义"三个概念,然后分别从"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中体现的"民族主义"入手,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联系,由此看出"民族主义"的发展。     

金贵银贱下的广东国货运动

1930年的金贵银贱现象,在广东引起了一场影响巨大的国货运动。这次国货运动,因受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而具有自身的特征和效果。运动中政府的积极参与,以及它对运动方向的控制,使商人的力量显得相对虚弱。广东妇女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颇让人称道。同时国货运动和节约运动的相提并论,及一系列有积极进步作用的措施的提出与推行,显示出这次国货运动在水平上的超越。然而,政府所主导的这次运动有其局限性,效果不太如人意。功过相较,发人深省。     

国货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

:国货运动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对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探索性的尝试。本文试图从国货运动的演变轨迹入手 ,探索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以寻求其对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从“创牌”到成名驰誉——解放前若干名牌产品同外国商品的激烈竞争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历次国货运动高潮中,涌现出一批驰誉中外的名牌产品。这些名牌产品由于企业经营有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同类洋货的劲敌,曾经赢得许多次振奋人心的胜利,为幼弱的国货工业增添了异彩。     

论中国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

中国的国货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年。1905年,“国人因华侨问题,排斥美货。”1908年,“国人又因二辰丸问题,排斥日货”。辛亥革命后不久,上海出现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和“劝用国货会”等提倡国货的团体。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抵制日货“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及其他大城市,皆甚激烈”。1919年五四运动的抵制日货,包括海参威、新加坡、巴塔维亚、旧金山,也一致行动。拒日货、日钞、日船、报拒登日本广告,抵制几成暴动”。     

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销探究

20世纪30年代,基于国内国货滞销和南洋华侨经济地位被日本威胁的状况,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和协办了多次国货展销会。其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于1935年和1936年的两次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在参会厂家、参观人数和销售额方面都比以往有较大提升,达到了民国时期海外国货展览会的顶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的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增强了华侨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促进了国货厂商与南洋侨商的合作,改变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国货南销低迷的状态。     

跨区域联动:抗战前夕粤湘鄂赣四省特产联合展览会研究

抗战前夕,随着粤汉铁路通车、南北统一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兴起,粤湘鄂赣政府经济部门联合发起组织四省特产联合展览会,具体由四省商人团体分别向各省征集特产,汇聚一堂,先后在粤、湘和鄂布展,以振兴国货和经济互助为宗旨,开展各类特产展销活动,后因抗战爆发江西展览被迫中断。实际上以政府为主导和商人团体为辅助联合举办的四省特展会,组织形式新颖,征收种类繁多,涉及范围广泛。通过展览会促进了各省观摩比较,提高了国货辨识与推销,基本上取得了预期成效。虽然其实施过程存在不足,诸如筹备期短、经费有限、规模较小、展品保管不当等,但四省特展会仍是跨省官商合力推行跨区域性国货促销的成功尝试。     

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

民族主义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趋同与背离,是后发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常态,此一悖论性关系在学生国货年运动中得到充分展现。赋予学生消费行为的民族主义色彩,将其消费行为政治化与道德化,乃是运动期间舆论宣传基本的话语策略。运动经济绩效的有限性,表明学生民族主义难以超越消费理性与消费文化的强力约束。而近代青年学生的消费风尚,实质乃是近代都市空间的消费文化及其男性气质与新兴社会精英的消费示范等诸种因素合力建构的必然产物。     

论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及其特征

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发端于1912年至1915年,1919年形成一股浪潮,一直持续了30多年,期闻高潮迭起.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性、学生参与方式的多样性、工商团体组织参与的积极性以及政府注重发展实业的引导性等特征,对民国时期湖南的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1-1933年南洋华侨抵制日货运动探析

1931-1933年日本相继制造出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事件等,这些事件激起国人和海外华侨的强烈抵抗,在中国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南洋华侨怀着强大的爱国情怀也加入到了抵制日货运动这一历史潮流中。华侨的中介商地位和国货难以畅销南洋以及当时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等诸多因素致使抵制运动难以产生与国内一致的影响。华侨用他们的行动捍卫了祖国的利益,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这些无疑证明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和群体的命运休戚相关。     

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

近代以来,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作为抵御外辱、富强中国的经济手段而得到社会各阶层和政党的参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的态度和行为随着其在政治生态中的角色转变而不断变化,经历了由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参与、支持到"清党"、"分共"后的批判、否定再到抗战时期将其作为边区和根据地重要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演变。其演变历程展现了在民族危机、政党冲突和经济发展约束下,中共政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惠穷黎而挽利权:论近代负贩团的济贫事业

负贩团最初由晚清时期日本来华商人为销售日货而创建。日本负贩团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发国人对于利权外溢的担忧。为挽回利权,有志之士呼吁尽快仿照日本建立国货负贩团,招募贫民负贩销售国货,以便同时达到救济贫民的目的。在此影响下,清末时期的上海率先诞生了国货负贩团。负贩团济贫事业在近代取得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突破地域限制扩展至全国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纷纷参与其中两个方面。负贩团济贫活动的内容具体包括招收救济对象、解决贫民负贩无本问题、贫民教育培训活动、负贩活动的组织管理等。     

谈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子夜〉和国货年》

《子夜》,正如五十年前瞿秋自在《〈子夜〉和国货年》中所指出的,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和国货年》则是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一篇评论《子夜》的文章。瞿秋白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写就本文,经鲁迅修改后,请人誊抄,署上自己的笔名“乐雯”,发表于同年四月二日和三日《申报·自由谈》。在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十四篇杂文中,十二篇都经鲁迅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中,而《〈子夜〉和国货年》     

袁世凯的赋税思想与政策

20世纪前后 ,袁世凯在封疆大吏和民国总统任上 ,利用职权整顿税收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同时他还注意增加进口税和减轻出口税 ,加强国货竞争力 ,对近代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促进作用     

亡国庸君能成为孩子们心中的"世界名人"吗

近来国内少儿读物市场上“国货”不敌“洋货” ,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颇为复杂 ,但有一点不容否认的是 ,现今国产少儿读物中 ,粗制滥造者比比皆是 ,严重影响了“国货”声誉 ,使得许多家长不敢问津。(一 )　　向少年儿童推荐什么内容的读物 ,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 ,特别需要慎重为之。众所周知 ,少年儿童一方面求知欲旺盛 ,另一方面则思想尚未成熟 ,因此特别容易受其所读之书的影响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影响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 :少年时代读过的某些书 ,其影响甚至会伴随我们的一生。在这些书中 ,人物传记的地…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介绍

为了纪念伟大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重版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人民立即热烈响应。上海学生首先开展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活动,接着上海各阶层、各政治团体也纷纷发出通电,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坚决要求拒签“巴黎和约”,严惩曹、陆、章等卖国贼。《选辑》用较大的篇幅反映和介绍了上海各界人民召开国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成立领导学生运动的“上海学联”和宣传抵制日货的“劝用国货会”、“露天宣讲团”等等,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这些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如火如荼     

建立民族工业保护体系

拟建的民族工业保护体系包括舆论保护、政策保护、产业自卫三个层次。其中，舆论保护是首要前提，其内容是以青少年为重点，长期进行民族主义、国货意识的引导和教育；政策保护是民族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产业自卫是民族工业保护体系的根本     

中港的能源贸易:回顾及展望

<正> 香港是一个工业十分发达的城市,但缺少自然资源,食物、吃水、工业原料、半制成品及一般消费品,皆须仰仗入口,方能满足需求.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进口商品为能源.中国能向香港供应上述货品;因此,国货输港的数量,非常庞大.在七十年代,中国每年有22%的货品,销往香港,八二至八四年的平均数字,则达25%.诚然,其中有一部份(七七至八一年平均为37%)是经港输往他地,但无疑香港是国货的最大海外市场.香港亦是中国创汇的最重要基地,在七十年代,中国每年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包括贸易盈余、源于香港的旅游收益、汇款、中国企业在港的盈利等收益.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当然是中港贸易的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