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和"考辨

“中庸”、“中和”,皆为儒家思想精髓,历来为中华民族所推崇和追求。“中庸”由孔子首倡,但孔子并未就此进行阐释。历代都有关于这两者的不同阐释,“中和”为“人道”,“中庸”为“天道”,两者共同组成了“道”。“中庸”之“中”为“中和”之意,是将“人道”推及到万物,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论《中庸》之“中”与“诚”

商周时代人们信仰上帝鬼神,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至子思,则提出以“中”和“诚”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子思认为,“中”和“诚”虽无形影,却具有与上帝、鬼神一样的至上性和神妙性,它已经不仅是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时中”之“中”和诚信之“诚”,它同时是“天下之大本”和“天之道”。后世儒者因而称子思善于“体道”。大凡“本体”问题,皆很难证实或证伪,但将“中”和“诚”视作“本体”,便使之进入了信仰的层面。子思在孔子创立仁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又建立了“中”和“诚”的哲学思想体系,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     

论墨家思想对孔子思想的借鉴

孔墨思想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墨家借鉴并改造孔子的节俭思想,形成了其“节用”思想;墨家思想对孔子思想中“泛爱众”及“孝道”思想有所借鉴,并进一步改造成了其“兼爱”思想;墨家思想对孔子思想中“举贤才”的主张有所借鉴,并进一步改造成了其“尚贤”思想;墨家思想对孔子思想中“义”及“利”思想有所借鉴,并进一步改造成了其“贵义”思想。     

“中”的文化审美意义生成

“立象以尽意”是商、周先民传情达意的基本途径,不仅语言采取立象尽意的言说方式,文字也呈现为由象形而象意的特征。古老汉字的“象意”符号印证了中国早期文化的“象-意”思想延伸路径,汉字元初符号无异于中国文化的“元象”符号。“中”的元象与“立中”政治实践活动密切关联标志着“中”位观念的形成,“中”位观为周代“中正”政治理念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周代“中正”教化的思想核心,并凝聚为孔子“中庸”思想的主干。正是在“中”的元象召唤下,在“中正”精神传统的激励下,“中和”化成中国文化阶层的精神动力,中正勇武、温柔敦厚的品质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中国诗画交融艺术活动的审美心理过程

诗画交融现象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命题中得到了精到概括。“诗中画”的“诗”与“画中诗”的“画”,指的是作为物化形态的诗、画作品,可称为“外文本”。“诗中画”的“画”与“画中诗”的“诗”则是在主体头脑中形成的“画境”与“诗意”,是意识中未外化出的联想与想象出的“内文本”。“诗中画,画中诗”是体现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两个环节中的审美心理现象,主要是由主体的感知、移情、记忆、想象、联想等心理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实现翻译教学中“学”与“术”有机统一的思考

“学”与“术”在翻译教学各环节中本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在现实的翻译教学中却存在“学”与“术”分离的现象。针对此现象,本文分析了翻译教学中“学”、“术”分离的真实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学”与“术”有机统一的对策。       

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复杂字词关系初探

从“皆”“偕”二字出现的时代来看,“皆”在无名组甲骨卜辞及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已可作为全称量化副词使用,而“偕”直至战国后期才逐渐虚化为齐同副词。秦简中多借用字形“皆”记录“偕”。西汉早期简文中出现了使用“偕”来记录“皆”的用例。楚简中“皆”“偕”之间的字词对应关系更为复杂。“买”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中同时承担了记录“买”与“卖”的职能,至岳麓秦简（肆—伍）中“买”“卖”二字记录已经基本完成分化,里耶秦简中已完全不见二字混用之例。     

《金瓶梅词话》中的时间、处所、方向类介词初探

《金瓶梅词话》中表时间、处所、方向的介词有“在”、“到”、“于”、“打”、“向”、“自”、“从”、“往”、“至”、“望”、“朝”、“比及”等12个。这些介词的一些用法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但更多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而由别的介词承担了。     

明清时期中朝关系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对“朝贡”和“三田渡盟约”的深度解读

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对华践行历代“朝贡”制度,秉承中华仁与礼乐的文化理念,在签定并履行“三田渡盟约”过程中,以“尊周思明”为“内刚”,与清和好为“外柔”,在“刚”与“柔”之间灵活运用了儒家中庸方法论中的“时中”之道,使两国关系运行在“克己复礼归仁”的正常轨道上,在中朝关系史中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由《易》而出的"中"道价值观

中国传统哲学的“中”道价值观源于《周易》的贵中说。《周易》以卦爻位是否居中推衍人事,在中则吉,离中则凶。儒道两家传承了《周易》的贵“中”思想,并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形式丰富和发展之。儒家积极崇尚“中庸”,形成了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价值观;道家积极倡导“自然”、“无为”,形成了返本复初、回归“自然”的守“中”价值观。儒道互补使中华民族独特的“中”道价值观更加完善,对中华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爱的逃离和回归——以探索爱的角度来读《小王子》

被誉为“法兰西玫瑰”的《小王子》是一本世界著名的哲理童话,更是一部寓意生命的寓言。本文以小王子感悟爱与责任的过程为角度,从离开“爱的束缚”为始,经历了驯服他者的过程,最后又回归爱与责任。在当今这个处处都是人心荒漠的时代,探寻爱与责任的主题确实有着深刻的意义。     

试论唐代东宫谏官之职掌及其体系之形成

唐代东宫谏官在构成上与朝官序列的谏官体系大致呈对应关系,主要承担对皇太子的谏诤任务。东宫谏官体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唐初近百年的时间,其间谏官的成员、名称、员额等方面均不断发生变化,但其职掌却基本固定。唐代东宫谏官的发展,与唐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尤其是围绕皇权争夺的政治斗争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动关系。     

青蛙美女的婚恋——"神蛙丈夫"故事论析

本文以世界著名民间故事类型"青蛙王子"的中国型式--"神蛙丈夫"为题,运用母题和类型研究法,将其繁多复杂的异文划分为四个类型,并且较为深入地挖掘了该类型故事包含的文化内涵,梳理了它在中国的传承源脉.     

契丹王子赴刘守光“牛酒之会”考

"牛酒之会"是发生于唐末刘仁恭割据幽州时期的一件大挫契丹人的事件。主要考证了在此事件中被刘守光所擒的舍利王子的真实身份,认为舍利王子即萧敌鲁(室鲁);说明了萧敌鲁"王子"称呼之由来应与迭剌部有关;并对力主赎回舍利王子的人到底是谁及契丹之所以未大举进犯幽州的原因进行了辨析。     

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

侍从讲读之制起源于东汉,是皇室教育的一种形式,以侍从皇帝和太子读书为责,魏晋多有因循。时至南朝,侍从讲读者不仅陪侍皇帝和太子读书,亦侍从诸皇子读书。自汉晋至南朝,侍读侍讲并不为官名,但南朝时随着侍读、侍讲者人数的增加,亦出现专门从事侍从讲读的倾向,为唐朝侍读侍讲官僚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 文化探析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中国古代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以儒家为代表的“重民”思想和法家“一刑”思想发生发展的产物。它既是“庶民”“无奈”的政治诉求 ,也是封建君主所着力营造的氛围 ,其目的在于维护“君”的利益和统治 ,而非“庶民”的基本权利。“君”的例外以及各级官僚和贵族仿而效之 ,使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可能真正得以贯彻     

明代的国家建制与皇储教育

明代皇储教育中的诸多问题与国家建制有着内在关联。明代帝王在国家制度构建中表现出迷信制度本身在巩固统治方面的功能而忽视人的因素的偏颇的倾向 ,造成皇储养成的错位 ;明太祖又完全从构建稳定结构的政治制度出发 ,强行对东宫官属实行一元化改造 ,使得明代皇储教育运作出现功能性障碍 ;顽固坚持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更导致皇储个体失去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 ,而建储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又使得皇储教育难以真正执行     

昭明太子萧统年谱

此年谱按年记录昭明太子萧统一生的事迹与主要创作活动,在勾稽索隐、考订辩证方面,较之以前的同类著作,如周贞亮《梁昭明太子年谱》等,资料更为丰富,分析更为细密,并对诸如《文选》的成书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金瓶梅词话》中“立东宫”时代探考

从历史事实和<金瓶梅词话>独特的艺术手法等角度入手,结合作品的主旨,可以认定作品中"立东宫"的时代,当指明嘉靖朝而不是指明万历朝.     

唐代女教书《女孝经》相关问题考辨

唐代侯莫陈邈妻郑氏所撰《女孝经》为唐代现存两大女教书之一。此书旨在教育被封为永王妃的侄女为妇之道,约写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或稍后。但由于永王李璘的反叛被诛,《女孝经》也因此带上了政治污点,导致此后很久销声匿迹。《唐书·艺文志》未载,《宋史·艺文志》才始有记载。但从宋代陈振孙开始,到明代的胡应麟和李东阳都认为该书是班昭《女诫》的同书异名书。这其中既有他们所依据的证据不实导致错误判断的原因,也有在印刷术发达之后,人们曾将《女孝经》附在《女诫》之后合刊,但封面的撰者姓名又是曹大家班昭从而导致误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