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密疏的保密制度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它有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而不需内阁票拟,亦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等特点。保密是密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明代的君臣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明代对密疏的保密,从密疏的誊录、进呈到最后的批出,都有严格的保密措施,正是这些措施确保了明代密疏的保密。     

言官与明嘉靖朝政治

嘉靖之世,明世宗刚愎自用、果于刑辱,长期厌恶言官、拒纳谏言。在嘉靖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言官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谏阻和抗争,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正色立朝的浩然正气。然而,由于世宗对正直的言官大加摧抑,至嘉靖朝中后期,言官队伍发生了严重分化,言路风习日渐沉寂,标志着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不断加深,明代言官制度的缺陷也尽显无遗。     

论明代密疏的传递与进呈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秘密上行文书。与普通题奏本相比,密疏有快捷、不经内阁票拟、直达御前开拆、皇帝亲批、高度保密等特点。由于它在明代没有正式公开的地位,因此它的传递和进呈与普通题奏本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也是保证密疏能否快捷、保密、直达御前的关键。它有四种上呈渠道,即通过通政司转呈,会极门直呈,个人利用觐见皇帝时直呈,以及从宫门门隙转递等四种方式。     

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皇帝的一种秘密奏章。在明代密疏言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密疏言事人的资格作过明确规定。但随着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发展, 朝廷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因某些特殊事宜必须密疏奏闻, 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了密疏言事的资格。在明代, 有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部门主要有钦天监、内阁和整个监察体系。这些部门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获得与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明代的密疏: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明代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顶峰时期,明代君主专制政治的加强,除了一些传统的措施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由于皇帝在处理密疏时,既不需内阁的票拟,又不必司礼监太监的代为批红,批答后也不必经过六科的驳正发抄,完全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与正常的题奏本相比,明代的密疏是强化君主专制的特殊手段.     

论汪鋐与嘉靖官场之流弊

汪鋐一生历任数职,直至吏、兵部尚书,堪称位极权重,乃嘉靖一朝重臣。然其在朝却以谄附而数遭弹劾,为多数朝臣所不容。笔者认为,汪鋐现象是明朝政治制度与官场现实的产物,官场的倾轧争斗始终逃不出皇帝与中央集权的控制与铨衡。汪鋐的仕途进退与士大夫呼声对照相悖,亦反映出明朝官场之腐败、文官系统之虚弱和嘉靖时代之娇饰。     

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以“小人”与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为中心

随着嘉靖朝大礼议的演进,在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中,君子小人之辩贯穿始终,这是明朝其他时期较为少见的现象。嘉靖朝祀典改制的不断演进,不光是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等议礼派推动的,在整个议礼活动中诸多小人的奔竞与投机,不断激起世宗祀典改制的欲望,进而影响了嘉靖初政的实施。嘉靖朝祀典改制中的小人众生相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促成了世宗皇权意识的提升、形成献媚奔竞的仕风、混淆了对那些支持世宗议礼者的评价。小人之干进是考察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祀典改制的一个新视角,也是进一步研究嘉靖朝中前期政治变动的一个立足点。     

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

在嘉靖大地震发生之后,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批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均能够作为新的文学血液补充到明代文学当中.它们不仅使嘉靖大地震的灾情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也使相关的民间轶闻得到了存留.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比官方的程序化祭文具有更强的文学性.而与此次地震波及范围相关,震后数年地方上涌现了大量重修题记,其中亦不乏可备观览之作.     

杨廷和与明代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

杨廷和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政治家,曾参与编修《宪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重要历史典籍,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大臣。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在明武宗逝世令明王朝陷入严重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刻,杨廷和充分展示了他政治家的才能,临危不惧、处乱不惊、从容处置、运筹谋划,使明王朝转危为安,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变乱,为明代历史的顺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明嘉靖文人游幕风气的忽炽及与文学之关系

明嘉靖间,众多抗倭幕府成为文人云集的中心,世宗对青词的异常热衷又使得大臣们纷纷延纳幕客代笔,从而掀起一股空前的游幕之风。这些游幕文人以布衣居多,其入幕的经济考虑要远大于政治动机,并具有更为自主和频繁的流动性。他们在幕中创作了大量的青词和以抗倭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前者促使骈文出现了短暂复兴的态势,后者则成为明代战争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论朱元璋廉政方面的政制设计与明代政治兴衰之关联

廉政方面的制度建设与吏治局面有着极大的关联,朱元璋在廉政方面的政制设计,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仍有一定的启示。本文从朱元璋的廉政制度入手,从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两方面指出其特点,并将它与明代的政治兴衰相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明代廉政制度与政治形势的内在关联。     

论嗜酒纵疏与李白的人生悲剧

通过饮酒,李白宣泄、消解了现实之悲,并在醉的幻觉中超越异化的现实苦境,进入物我相融、性舒展的自然真我世界,享受到人生的快乐。但是,李白毫无节制的纵酒狂醉也激化了他与现实社会的矛盾损害了个体存在与群体存在之间的和谐关系,对其婚姻家庭悲剧和政治悲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响。     

宦官政治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明代宦官政治严重威胁了传统的士大夫政治,导致宦官与文士之间冲突不断,至后期直接演化为党争之势。延伸至文学层面,文人的命运随着与专权宦官的亲疏远近而波折不定,他们不得不选择相应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以适应时局,因此,在明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中,诸如文学流派的分化与重组、文人群体的结社与设院、文学思潮的复古与新变等环节,都打上了宦官政治的明显印记。     

汉武帝朝酷吏政治的兴起与演进

汉武帝朝的酷吏政治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激化和汉武帝使用酷吏加以解决的产物。它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汉元光、元朔期,酷吏随儒家政治代替黄老政治而起；汉元狩、元鼎期,酷吏张汤决断国政,酷吏政治取代了儒家政治；汉元封、太初期,在杜周、王温舒的示范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批酷吏；汉天汉、太始、征和期,酷吏政治的恶性发展导致了官僚队伍的分裂,终于酿成“巫蛊之祸”。前期,酷吏镇压的主要对象是豪强,作用也是积极的；后期,酷吏镇压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不值得肯定。酷吏政治恶性发展形成的“巫蛊之祸”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灾难。     

意识形态概念及其与政治关联新探

在政治哲学中,与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利益、集团等最终联系在一起的重大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概念是集团与利益的综合体现。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倘若在政治领域中排斥了利益以及利益分配,那么,对意识形态的真正理解便会受到排斥,并被置于科学思想的禁忌之中。     

明代科举与教育一体化对其政治风气的影响

明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浑然一体,难分难解。明代的政治风气,是与明朝的王权政治相联系的,科举教育一体化对于巩固明代王权政治有着很大作用,但是由于王权政治本身的弊端,科举教育一体化的弊端无法最终克服而导致政治文化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