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轻讼意识探讨

我国广大农民普遍存在着强烈的轻讼 1意识。在认识上 ,他们对诉讼和司法的基本常识缺乏起码的认知 ,对于具体诉讼法律和程序更是知之甚微 :而且对诉讼怀有较深的畏惧和厌恶情感 ,以诉讼为耻 ,鄙视诉讼 ,认为“好人不打官司”。在行为上 ,他们对诉讼唯恐避之而不及 ,把诉讼排除在自己解决矛盾和纠纷的可选方式之外 ,追求“无讼”,“饿死不作贼 ,屈死不告状”仍是他们的广泛共识和真实写照 ;而且许多人对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不认可、不履行 ,无视其法律权威性 ,造成法院判决在农村的执行特别困难 ,法律文书成为一纸空文。广大农民的这种轻讼意…     

浅析领导干部消极法律心态的文化成因

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对法律持有明显的消极抵触的心态,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律建设的进程。领导干部消极法律心态的文化成因主要有:一、传统文化是一种集权文化,它造就了君权至上的传统,使人们普遍“重权力,轻权利”。以至于以“权力信仰”取代了“法律信仰”;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圣贤”文化,是“法律治民不治官”和“轻程序”等诸多不良价值观念的思想源头;三、传统文化是一种“人伦文化”,是当今关系网盛行和“重情轻法”价值观念的历史渊源;四、传统文化是一种“中庸”文化,是当今社会“轻法贱讼”等“非讼”思想的文化根源。因此,依法治国必须彻底摈弃封建的法律文化,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的法律文化。     

浅议无讼意识

几千年来 ,中国民众视公门为畏途 ,一旦发生纠纷讼事 ,不是依靠体现国家王权的法律 ,而是依靠持续稳定的乡规民约调整解决 ,这种心理状态便是“无讼意识”。无讼意识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传统 ,有它的社会、文化、经济根源。1.社会根源。这可以追溯到儒家的治国方略。儒家强调等级伦常 ,重视道德教化 ,通过确立名分 ,以使社会尊卑有序。即所谓“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 ,兄兄 ,弟弟 ,夫夫 ,妇妇”;认为“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如果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去打官司 ,那便是道德教化不…     

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传统"无讼"思想的再思考

“无讼”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一个永恒理想。古人为实现“无讼”的社会理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总结出一些有效途径。传统的“无讼”思想尽管有其明显的弊端,但是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看,今天仍有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传统“无讼”思想,汲取其精华,为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无讼"根源之探讨

"无讼"观念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理念现象.本文主要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统治等方面分析其形成的根源.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与现代"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蕴含了我国古代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根源,通过统治者制造"无讼"的舆论、司法官员处理纠纷、封建政权的支持、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等途径得以产生.我们必须对"无讼"理念进行批判的继承,剔除其中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为现代"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借鉴.     

传统无讼思想的产生及其历史根源

对传统无讼思想产生的过程进行考察,并从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体制等方面探讨无讼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源。     

论农民公民意识教育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相关性

公民意识的养成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相对薄弱,有待提高。进行农民公民意识教育,有利于培养农民的责任观念、民主法治观念和自由平等观念。为此,必须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加强对农村“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完善与农村文化建设相关的制度建设,唤醒农民的权利自觉和主体意识,必将有利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维护农村繁荣稳定。     

加强执法建设是农村法制建设的关键

农村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执法中对农民权益的漠视;执法机构自身成为利益主体;执法者素质不高,律己不严;对执法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农村执法不力产生的不良影响有恶化干群关系,影响社会稳定;降低法律权威,使农民轻法厌讼;容易滋生基层腐败,形成利益集团。     

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与重要表征。当前农村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反映。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农村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尝试提出对策性思路,旨在实现我国农村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话语权”与农村社会和谐

农民拥有利益表达的“话语权”是农村社会和谐的基础与重要表征,当前农村一些不和谐现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农民“话语权”在制度内缺失的反映。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农村社会不和谐现象产生的根源,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对策性思路,以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无讼思想与王权主义秩序情结

中国的王权主义决定了秩序建构是传统社会政治生命的第一要义。在健讼所造成的秩序困境面前,无讼成为王权主义对其“秩序情结”的一种极致性表达;而王权主义作为衍生中国各种文化思维的“元叙事”构成了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秩序要求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反之,源于诸子各家的文化又共同创造了无讼的氛围,缔造了王权主义的秩序思想。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反思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目前农村传播图景正发生着裂变,城乡之间依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播容器.因此,解决"三农"的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主体意识与农民发展权

农民主体意识是农民作为社会和历史主体所具有的对自身地位、价值和能力的自我认识。主体意识是农民自我发展的内驱力、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以及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性因素。实践中,农民主体意识存在人格意识薄弱、民主法治意识欠缺、公共和发展意识缺失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体制、传统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培育农民主体意识促进农民发展,主要应从完善平等立法、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优化村民自治以及塑造农村公民文化等方面着手。     

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件的增多,传统民间“厌讼”和“贱讼”的诉讼观念发生了变化。为此,明清统治者从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对有关民事纠纷与诉讼处理程序进行了调整,确立了里老人理讼和民间调解为主、官府判决为辅的立法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的稳定。     

中国近代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

百年间,近代中国在外寇内战的危机中出现的传统社会的解体、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传统儒学的崩溃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知识精英的“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知识精英们一方面利用佛教对抗东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与征服,以填补儒学崩溃后的文化真空,营造一种终极关怀的彼岸意识,作为“救心”的精神栖息地,可以杨文会为代表;一方面为反对封建专制王朝,借用西方基督教创立“拜上帝教”,以填补广大农民的“宗教饥渴”,发动武装起义,可以洪秀全为代表。“学问饥荒”与“宗教饥渴”是与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产生的文化思潮。     

"知识分子原罪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认同——论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民粹思想的双重文化心理

现代性在历史转折期生发,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对现代性的感受导致他们具有不同的民粹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原罪意识”又演绎出相同的民间立场,使他们具有双重文化心理。“知识分子原罪意识”是产生民粹思想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士文化的负罪感使鲁迅强烈地想借助现代性改良社会、启蒙民众,以自由意志坚守民间文化立场;同时,在对封建主义色彩的政权体制又表现出“反抗绝望”的复仇主义姿态。托尔斯泰从“忏悔的贵族”到“赎罪的自觉”都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表现出在道德范围内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独特的乌托邦精神。张承志带着青春时代红卫兵情结融入底层民间,强烈的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使张承志对底层人民的忏悔表现出宗教性质的感恩和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