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管辖权原则的法理探析

"Crime is no longer local,or even a national phenomenon,but an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1〗普遍管辖权作为主权国家享有的一种维护国际社会秩序、惩处跨国犯罪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内部刑事管辖权在有效制裁跨国罪犯上的缺漏。在国际犯罪日益猖獗的今天,虽然该制度在打击国际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一制度存有不可避免的缺漏之处。文章试图通过对普遍管辖权原则的分析,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冲突与限制——论普遍管辖与豁免

普遍管辖确立了国际社会各国对国际罪行的管辖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被免于处罚。但作为国际习惯法原则的豁免形成对普遍管辖的限制。国际法院2002年"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表明国际社会对普遍管辖权的行使不能超过国际社会主权平等的基本结构,否则可能会造成普遍管辖的"越位"。但豁免并未否定普遍管辖本身,国际法院亦在该案中指出了外交之豁免权不构成对其普遍追诉的四种情况。因此,普遍管辖制度仍需进一步发展。     

论普遍管辖原则与国家主权

普遍管辖确立了国际社会各国对国际罪行的管辖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被免于处罚,是国际刑法在各国实现其效力的重要途径,但它同样受到传统国际法中国家主权理论的挑战,如何协调普遍管辖原则与国家主权两者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维护各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有助于各国正确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有力打击国际犯罪.     

网络背景下属地管辖原则的诠释与适用

属地管辖原则适用于网络犯罪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犯罪地连结点在网络背景下缺乏稳定性,容易带来属地管辖权的滥用.因此对属地原则必须适应网络的特性作出适当限缩的解释,从而使网络犯罪地既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也与管辖国的联系足够紧密,特别是网络犯罪的结果地,应当创设针对性标准,以行为者的主观面向来限制其范围.     

网络背景下属地管辖原则的诠释与适用

属地管辖原则适用于网络犯罪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犯罪地连结点在网络背景下缺乏稳定性，容易带来属地管辖权的滥用。因此对属地原则必须适应网络的特性作出适当限缩的解释，从而使网络犯罪地既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也与管辖国的联系足够紧密，特别是网络犯罪的结果地，应当创设针对性标准，以行为者的主观面向来限制其范围。     

《刑法》修订后的特点

修订后的刑法与原刑法相比．条文数量和罪名都大量增加,分则体系的修改,立法技术性进一步提高,使整个刑法体系更趋于完善、合理。新的刑事罪名的出现,属人的刑事管辖范围的扩大．某些犯罪的法定刑的提高等都加强了同犯罪作斗争的力度;取消类推制度,实行绝对罪行法定原则,公民防卫权的扩大,民事优先原则等加强了对人民的保护。进一步实现了刑法的惩治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功能和目的。     

论犯罪的实质界域——以刑法不得已原则解读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轻微违法、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等不法层级,它由量变到质变,随着危害程度的加深直至被社会主流价值否定评价为犯罪行为。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设定过程中,刑事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应该以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程度进行划分。刑法不得已原则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实质界域提供了价值依托。     

价值创造原则对来源地税收管辖规则的重塑指引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经济本身,传统国际税收管辖规则与数字化经济出现制度上的适应困境,价值创造地与利润课税地错配状况严重,传统税基遭到严重侵蚀。然而,在对全球经济成分进行价值创造分析之后发现,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基本逻辑元素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现有国家实践方案可以生产者、用户和无形资产为不同价值创造支点进行界分,以更好地观察来源地税收管辖规则的调整路径。经应税存在、利润分配两层面的理论归纳、分析和比较,营销型无形资产方案对于重塑来源地规则显示出更好的适应性,集中体现为其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剩余利润分割的简便性。基于中国的双重税收身份及“自给自足”的经济现实,分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营销型无形资产方案是价值创造原则对中国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基础上应对国际管辖规则变局的指引。     

刑法基本原则新论

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非经法定程序不受起诉、逮捕和监禁,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与罪行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典第一次直接规定的基本原则,它标志着我国刑法向现代刑、民主刑和科学刑方向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试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所独有或刑法所重申的,对刑法立法、司法,对刑法总则、分则都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是刑法的核心和精髓,体现了法律的根本精神.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有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关于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如何适用刑事管辖仍然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网络犯罪可分为网络侵害犯和网络工具犯,网络犯罪的无区域性和虚拟性不可避免地动摇了传统刑事管辖的基础。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应当由国家来行使,以犯罪行为在现实空间中的归属而不是以网络空间作为划分刑事管辖权的依据。确定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应以传统刑事管辖理论为基础,以＂侵害关联性＂原则来限制犯罪地。在解决网络犯罪国际刑事管辖权的冲突方面,应确立实际控制和先理为优原则,各国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多边国际公约以及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     

刑法明确性原则:根基、标准及路径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对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即立法者不得制定构成要件不明确、行为犯罪化的边界不清晰、法定刑幅度不确定的刑法规范.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确立,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多维基础.我国现行刑法离明确性的要求尚存较大的差距,为了贯彻和体现刑法明确性原则,需要改进立法语言、完善立法技术、规范刑法解释,以及建立刑事判例制度.     

论中国刑法的国际化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种犯罪活动也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国际社会为打击这些犯罪活动颁布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国不但注重通过制定国内刑法来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同时也注重国际方面的合作,将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接轨,即中国刑法的国际化。这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洗钱犯罪和反酷刑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论国际刑事法院的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的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是国际社会在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和多次武装冲突的不断反思中确立下来的,主要指个人享有的官方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作为对犯罪责任免除或减轻刑罚的理由。目前,中国还不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签署国,但不签署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受其约束。中国应在国内刑法上做充分的准备,加强对国际刑事法院规则的运用,参与并引导国际法治,以便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     

论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意味着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个人为审判对象的常设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其管辖权的特殊性。这种管辖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其管辖的对象是构成国际犯罪的个人。为了在追求全球正义和维护国家主权这两个价值目标之间达成平衡,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性质被定位为补充性、有限的自动性和有限的普遍性。     

论国际航空私法中的管辖权——兼论"第五管辖权"

论述了国际航空私法中管辖权的产生及发展演变,详细分析了<华沙公约>所规定的第三个诉讼地点,认为电子客票的出现使第三个诉讼地点形同虚设.同时,讨论了第五管辖权的利弊,认为第五管辖权的产生,最大限度地方便了旅客诉讼,保护了旅客权利.     

海权视野的中国刑事管辖权制度适应性建构

多国派亚丁湾护航编队阻止海盗活动而绩效不佳,重要原因是：既没有受理海盗案件的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亦不受理海盗案件;我国《刑法》没规定海盗犯罪,对海盗国际犯罪的司法管辖权难能实现。我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制度面对东海、南海,经由马六甲海峡跨印度洋水域的海盗、毒品、走私、恐怖活动等国际犯罪、跨国犯罪,凸显适应性疲弱。在国际法场合,就跨国犯罪/国际犯罪案件行使刑事管辖权,具有彰显国家主权、海洋权益的“证据保全”的重要意义。且应对日本、南海周边挑起海权争端国家“依法维权”情势,当适时修改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相衔接;促进联合国反海盗国际特别刑事法庭建设;推动国际刑事法院改革,建立惩治国际犯罪长效机制等举措皆具有现实意义。     

比较视角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构建

刑事诉讼管辖制度是刑事诉讼活动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能够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确保诉讼程序合法正当。当前我国配套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尚未形成,制约了刑事诉讼管辖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相对完善,其中以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为两大流派。美国、日本分别是这两大法系国家的代表,两者虽然在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存在不同,但其设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初衷则是相同的。我国可以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基本框架内,结合司法实践,有选择性地借鉴域外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之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