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文学思想的情理观探析

对过去那种认为理学家对于文学的主张是重理轻情、以理抑情,甚至以理废情的观点予以驳斥.通过对理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邵雍、二程和朱熹文学思想中的情理观进行分析,认为:理学家主张文学是要写情的,且情理并重,只是此情并不是一己私情,而是理性化了的"与天地同其大"的高级情感.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针对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情与理的关系问题,采用宏观透视的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历史作为背景,将有关情与理的关系论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以理统情、以理灭情、以情抗理、情理兼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     

寓理于欲以理导欲——论王夫之的理欲合一论

作为王夫之情理美学观一个组成部分的理欲合一论,是建立在其化生的自然发展观、主客互动的心物学说和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并且与其伦理道德观密切相关。他的理欲合一论强调寓理于欲以理导欲,表现出倾欹于理的取向。这种理欲合一论在审美观照中就具体化为性—情—欲关系的递相制约,由此导引出情感的雅俗和贞淫之别。王夫之的理欲合一论从精神上标示了当时情理美学观向传统文化复归的时代趋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情感美学思潮由唯情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历史性转折。     

传统儒学情理逻辑悖论探究

情理逻辑也就是由情及理的逻辑,它既是情扩充和延伸的逻辑,又是理的生长逻辑。这一逻辑的充分发展导致了情理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此即是情理逻辑悖论的具体内涵。这一悖论使得传统儒学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之中。尽管传统儒家为克服这一悖论和走出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作出了自觉的努力,但由于它是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本质使然,所以,这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这也就决定了情理圆融的境界只能成为传统儒家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境界。     

情依于理 情理交至——叶燮理性美学观新解

叶燮的理性美学观倡导察识征理而以理性为艺术立法 ,提出“幽渺以为理”而为艺术理性定位 ,强调情得理真、情依于理而申扬“情理交至”论 ,分别解答了文学与理性、艺术理性的概念规范和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高校理论教育、情感教育的辩证观

理论教育和情感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方面 ,不可偏废。刚柔可以兼济 ,情理可以相通。在工作过程中 ,可以以情导理 ,寓理于情 ;理论与情感教育 ,实则都是为了做好人的工作 ,情理演绎 ,合二而一     

汤显祖“情之至”论辨正

汤显祖“情之至”论，当下学术界都把以情抗（反）理作为其核心内涵予以认定，其关键在于对《牡丹亭记题词》的读解上。结合“临川四梦”，两者均不能得出对立关系论断；同时异世之人尽管歧见纷呈，但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境域而言，情理关系始终处于和合状态；汤显祖贵生思想以生之理统贯人之生，实质上建构的仍是情理和合关系态势。     

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

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明清小说批评中“情理”观的流变分析

情与理是我国明清小说批评中占重要地位的一对批评用语。明代初期,瞿佑等批评们家的“情理”观念是“理”字当先,占绝对优势地位;明代中期至晚期,汤显祖、冯梦龙等主张以情反理,“情”至高无上;明末清初时期,人们的“情理”观念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天花藏主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批评家主张情理合一,二是出现了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三大评点家,赋予“情理”新涵义;清代前中期,脂砚斋等批评家们的“情理”观更加符合小说的艺术规律,达到了“青出于蓝”的程度。     

“情”—“理”的历史哲学形态

"情"与"理"均为人性,是伦理道德的重要人性前提和精神因子。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意志"为人性结构,形成了以理为主、情理二分的传统,并且理性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道德哲学立足于血缘文化,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伦理形态。两种传统都彰显着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中的独特魅力。但是由于人性本身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现代社会中理性的张扬甚至独霸导致的现代精神文明之痛:伦理认同和道德自由的分离;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分离,再次确证了道德哲学应当立足于情理统一的人性基地。     

教育:情感与理性的变奏

教育如歌，情理其音，有着不和谐到和谐的变奏。教育的历史唯理为上，亦有为理倾情，甚或走向情的极端；教育的现实功利主义严重，理论与实践脱节，情感与理性不对称，理性偏重却不够深刻，情感贫乏而不够丰满。历史与现实昭示教育的未来必然要一步更进一步地走向情理交融、和谐成美的境界。     

晚清民初小说情理的把握方式与观念变迁

情、理这对文化情结浸染着浓郁的时代文化特质,从情理的基点切入生命本体,透视社会的大千人生,传统文化精神的人生向度替国人提供内心自省的机遇。传统的家国之思和儿女之情的对立流变,突破了中和之美的观念格局,呈现出以情显理、根情扬礼的近代审美取向。文化转型的阵痛因为感性的超越与理性的强化,形成晚清民初小说的情理统一趋势,生命本位价值的失落,加速了悲剧观念的本土化进程。     

李贽审美理想管窥

作为古典和近代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的代表者，前后七子和李贽都把批判程朱理学以理非欲、为理废情、消解情理统一境界的谬误作为各自审美特征论的突破口。如果说七子重于情理关系，在情理和谐中实现情志的张扬，李贽则关注欲与理，在欲理对峙中达到情欲的超越。李贽童心说、自然情性论和泄愤说无不表现出对儒家诗教传统的背离。文学形态上，他提倡以俗为至文，高扬近俗大旗，是对前后七子古雅观念的反动，昭示了近代平民意识的泛滥。总之，在审美理想由古典而近代的思想链中，李贽这一环举足轻重。     

朝鲜诗人李德懋诗学观：情感论

对于诗歌的本质，历来有“言志”与“缘情”二说。李德懋针对李朝文坛只标谤“理”而否定“情”的倾向，通过阐析诗歌创作的情感（真情、怨愤之情）心态、流程、特性以及诗歌的创作、欣赏规律，揭示出了情感（融“理”）的真诚发露能够成为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所在，纠正了当时偏向的情理关系。     

陈子庄绘画风格谈

本文从情不废理、情理相融的幽深意境 ,超逸简括的艺术形式和鲜活的艺术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陈子庄的绘画风格。     

“情动而言形 理发而文见”——刘勰“情理说”的美学意义浅探

“情”与“理”,是历代美学家们都重视的两个美学范畴。围绕着“情”与“理”的关系,特别是“情”与“理”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美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有着不同的回答。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涉及了美学中“情”与“理”这两个重要的范畴。据粗略统计,全书讲到“情”的有一百二十多处,讲到“理”的有一百来处。刘勰是怎样理解“情”和“理”的呢?他怎样估量“情”和“理”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呢?弄清刘勰“情理说”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对研究刘勰的美学思想体系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不无借鉴意义。     

言志、抒情路向的分型确立──先秦情理美学观阐解

先秦时期的情理美学观是从“诗言志”观念生发为儒家的以理节情论、道家的情感自然论和屈原的“发愤抒情”论的不同理论形态,它们共同确认了文学情感表现的文艺本质论。在此基础上,情感美学观和理性美学观得以分型确立和形成同源异流的基本格局,为后来情理美学观的流变规范了总体框架和发展趋向。     

《文心雕龙·情采篇》释文

<正>《情采》在《文心雕龙》中列为第31篇,主要是论述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情指情理,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所谓“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就是说情理好比文章的经线,文辞犹如思想的纬线,情理是主,文辞是次,只有经线放正了,然后纬线才能织得好,只有思想明确了文辞才会有的放矢。采是文采,指文章的表现形式。刘勰的所谓文采,既和时人的看法做法有共同点,均以对偶、声律、辞藻为文采;又跟时人存在看法上的差异,以不讲对偶、声律、辞藻的经书的散行文也看作有文采。他在     

谈古典小说批评中的“情”与“理”

情与理是我国文学批评一对重要范畴,出现于唐宋,至明清广泛运用于小说批评。面对情与理的矛盾,或主情,或主理,但以主情居多。情与理并非完全势不两立,大多数批评家追求情理相兼而相得。     

情理相生浑然天成——简论古代诗论中的情与理

情理相生浑然天成——简论古代诗论中的情与理门立功“诗缘情而绮靡”，但诗歌的抒情又受理性的制约。情是一种审美激情，理是一种审美意识，二者构成了诗歌内容中一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范畴。古代诗论对此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本文试对古代诗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