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

得益于《大同报》与《新满洲》的长篇小说征文而有所谓“发荣”的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定型于征文所倡导的中心意识及获奖作品的导向意义，其“滋长”之意亦运行在日本及“伪满洲国”所限定的文学轨道上，只有极少数作品与之保持距离，这使得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大多具有浓烈的殖民意味。只有极少数作品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时代症候，令人感到“伪满洲国”众多青年精神上无所依托，时时处于一种令人绝望的孤独与幻灭感中。这一“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使得东北沦陷区的绝大部分长篇小说成为文化伪劣品（甚或剧毒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有极个别作品显示出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这也是由东北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近四十年来抗战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中的沦陷区女性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近四十年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至2003年左右)为重评与整理阶段,研究着重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重新发掘与重新评价;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为拓展与深化阶段,着力于拓展研究范围,深化研究内容,进一步发掘其内在理路与独特内涵。这两个阶段既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又形成了颇有内在关联的逻辑关系与衍变风貌,从而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而其研究属性也逐渐从沦陷区文学一部转向女性文学、都市文学一部,但始终围绕"民族主义"立场存在张力。在过度民族主义与去民族主义立场之间保持平衡,在发掘女性文学内在理路的同时强化不同理论工具的运用,充分引入抗战社会文化史、都市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是推动沦陷区女性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东北沦陷区的“抗日文学”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没有必要将是否具有"反抗性"作为判断沦陷区文学的唯一标准,相对于以往将许多产生于沦陷区的作品都归入"抗日文学"范畴的做法,这是一种认识的进步,但也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即根本否认在沦陷区会有产生"抗日文学"的可能性,这就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以东北沦陷区为例,通过分析李文光、金剑啸、梁山丁等作家的作品,可以发现它们不但的的确确流露出了抗日爱国的意识,而且有时还表现得相当直露。这些作品理应被归入"抗日文学"范畴。若将东北沦陷区的抗日文学与国统区、解放区的抗日文学相比较,会发现它在风格、题材、内容等方面都颇有独到之处。     

第一位游记宁古塔山水的豫州人

老友张克,有志于文学史的研究。早在60年代参加编写《黑龙江文学史》,发现了古代黑龙江文学的空白。于是,十几年中他潜心研究东北古文化,遂有《东北古代文史论集》的论著。此书对地处黑龙江地域的唐代渤海国时期、金代初期、清代初期的文化——文学发展情况的探讨,对这些时期的重要人物、诗人作品的研究;对清代初期东北—宁古塔流人吴兆骞写作成就以及对同期另一重要流人张缙彦文学成就的发掘,颇有创见,有些     

文体学诸学说的研究重点、范围和出发点

文体学研究中的分歧文体学研究中的分歧可简略概括为对“文体”的定义的分歧和对文体学的范围、重点和出发点的分歧两个方面。而且对前者的分歧主要来源于对后者的分歧。近代的文体研究一般都集中在文学领域,主要研究作品、作家、流派以及一个时代的文体特点。因此,这个意义上的文体学实际上是文学文体学。文体研究所依靠的主要是文学批评家本能的感受。文体的许多定义也是文学批评家给定的。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文体学者开始用语言学理论来剖析文体。文体研究的     

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体学理论回归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史实,赋予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体”明确的文学概念,即体裁、文体类别、体性、体貌风格、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文章或文学本体,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以西学为鉴,以科技为助,以制度为考,以实物为证,切入研究文体学。新文体学理论的介入让中国古代文体学得以复兴,具有战略和方法论意义,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都对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论上改变了既有的文体观,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研究找到学科归属,刺激学人打破文学研究与非“纯文学”研究之间的壁垒;在实践上更多地关注古代那些以实用文体取胜的作家或群体,非“纯文学”作品文体特点及其使用、运用的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散文史和文章学的研究空间,从而扩大了文学的研究领域。     

文学与文化——以欧洲文学与欧洲文学史研究为例

本文探讨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以及文化传统的历史影响,主张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在相应的文化传统的框架里进行。作者以欧洲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为例,指出缺乏欧洲文化传统整体意识的文学研究往往容易使研究成果沦为地理与时间的碎片。     

副刊《夜哨》与“夜哨”作家群的文学活动

东北沦陷初期,在日伪政府利用报纸进行文化殖民的同时,催生了以副刊《夜哨》为代表的文艺反战阵地,并凝聚了一支革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队伍——"夜哨"作家群。他们以《夜哨》为文艺重镇开展了积极的抗日活动,成为沦陷区抗日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副刊《夜哨》这一文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和作家创作的文学基本特征来呈现副刊与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深层关系,对东北区域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史料意义。     

东北、华北沦陷区女性文学的审美畸变

从1937年至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两场战争,造成了异质政权割据的独特局面。抗战期间,有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解放战争期间有解放区、国统区。战争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在艰难中行进。它们具有不同的特色。沦陷期间,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孤岛与上海沦陷区的女性文学风貌既有共同性又有不同性。就某个具体的沦陷区而言,又有随时间推移而划出的前后期等差异性。女性文学的审美追求与审美形态呈现多元化倾向。东北、华北沦陷区女性文学的共同之处是发生了审美畸变。两个区域的审美畸变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比较文学的比较文体学--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课题与对象

"比较文体学"就是用比较文学方法进行的文体学研究,就是站在世界文学、国际文学关系的高度,对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不同文体的产生、形成、演变、存亡及其内在关联加以横向和纵向的研究,并对世界文学史上各种文体的特征、功能及其民族历史文化、民族审美心理等各方面的成因进行对比分析.比较文体学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各民族文学中的文体划分及其依据与标准的比较研究;第二,文体的国际移植与传播的研究;第三,当代文体的世界性与国际化的研究.     

“孤岛”与上海沦陷区女性文学管窥

“孤岛”与上海沦陷区文学跟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至少有三点不同:一、上海是三十年代文学的中心,左翼文学的根据地,进步文学影响深远,亦渗透进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二、“八一三”沪战爆发,作家竟写抗战文学,日军攻占上海后,“孤岛”尚未陷落,成为宣传抗战、张扬民族情绪的重要阵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亦被占领,文学虽软性化,但阳刚之气并未销尽,转为不息的潜流。三,上海为海派文学产地,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将第一阶段海派文学(鸳蝴派)对传统的依恋转移到对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派于‘媚俗”与“商业化”特点外增加了“现代派艺术”特征,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这为沦陷后的文学准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土壤。在这样的文学——文化背景中,女性文学的生存、发展形态都与东北,华北沦陷区异趣。     

对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作品选读的探讨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显学地位,已逐渐衰落和边缘化,文学史叙述和作品选读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专业和学科建设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定位、文学共性和个性构建的悖论、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文学构建等认识问题难以回避。在现当代文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须处理好中学和大学的作品选读差异、选修课和基础专业课的作品选读差异等问题。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作品选读,既是文学史意义上的选择,也是文学个性的呈现。     

论转型时期劳伦斯与张爱玲的创作共性

劳伦斯与张爱玲同是20世纪初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前期创作的作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学形态,它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回避或轻视的阶段。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劳伦斯与张爱玲在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以及创作语言特色等方面有着共同性。这种现象对重新确立转型时期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     

刘咸炘的文体观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天才,刘咸炘的文学学术成就与其经学、史学、子学成就一样,很少被学界关注.从刘咸炘对文学本体、文学发展流变、白话文、"文选序"等重要问题的阐述可以看出,其文学研究始终与文体学紧密结合,把文体形态发展演变作为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内在线索,通过对文体发展演变规律及具体文体形态、文体学著作的探讨,切实理解和把握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动力.这种理念和方法,体现了研治旧学的一代学人,面对社会形态剧变和西学浪潮冲击所持的文化立场与应对策略,以及文学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轨迹.     

基于文体学视角的文学翻译研究：三十年回顾

文体是翻译研究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文体学的壮大推动了基于文体学视角的文学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文体学与翻译研究的真正结合于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兴起,在此过程中,基于文体学的文学翻译研究呈现了以下三大特点：基于具体文体学视角的研究越来越多;聚焦于翻译过程中具体文体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多;计算文体学与文学翻译研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但同时,基于文体学视角的文学翻译研究仍有不足之处：缺乏文体视角层面上的系统性和综合性;英汉文体对比研究不足.这是今后文学翻译的文体研究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课题.     

论20世纪40年代梅娘的小说创作

作为东北沦陷区女作家,梅娘的创作独具风格。20世纪40年代她的作品对传统女性观表现出微妙的赞许;她女性主义思想源于其颇富传奇色彩的父亲及家庭教育,不足与尴尬处则补以女性关怀意识;作为东北沦陷区的作家,注定她写作中“侨民”意识及“超然”的风格形成。总之,“南玲北梅”———现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的梅娘在她如彗星般的创作生涯里,以其不同寻常别具风格的作品赢得当时读者的欢迎。     

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的意义与构架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完成从介绍、消化西方传播学向探讨、建立自己传播学的嬗变,并拓展出许多传播学分支领域,但文学传播研究,以及其中的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成果还极少见到。在此背景上进行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有其特定的意义:一是首创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领域,为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和拓展奠定基础;二是突破传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模式,探索出新的研究途径;三是为东北少数民族文化博展提供素材和理论支撑。具体的研究步骤呈现为三方面:一是文献整理与汇编;二是运用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原则与方法,借鉴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结合历史、文学史描述手法,对整理汇编的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资料进行研究;三是说明和阐释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对于东北文化的发展作用。     

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

“文学”是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 ,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 ,就构成了文学史学。文学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文学过程 ,尤其是文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的学科。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学时代都为文学史的过程研究提供了可能 ,只有明清以后 ,丰富的历史记载几与档案相埒 ,而同时档案也最大限度地充实了历史记载 ,我们才得以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 ,走进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中去。明清两代丰富的文献材料为真正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