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牌坊全攻略——100个祠堂牌坊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不仅独特，而且源远流长。作为地方民俗文化中最为出彩的非祠堂和牌坊莫属。     

对宗族的认同感是徽州古祠堂得以保存的关键

在徽州大大小小的村落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明、清时代遗存下来的古建筑,其中古祠堂是最为耀眼的,其数量有数百处之多。且大部份保存较完好,而今已成为中外游客喜爱的观光去处。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村民的住房多已几度变迁,而古老的祠堂却巍然依旧。那么,徽州古祠堂是何以较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呢？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牌坊——中国伦理观念的写真集棠樾牌坊群

在我们尽兴浏览了祠堂后，又会不会注意到刚进祠堂前，郡一座座高高挺立的古建筑呢？这就是牌坊，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修建凯旋门类似。但是，凯旋门毕竟不是牌坊代表的意义也迥然不同，牌坊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文化标志。在古代官方将其称之为“牌坊”，而百姓中则称其为“牌楼”，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探析——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和真应庙为中心

徽州方氏会宗统谱的修纂和真应庙的修建历史,生动地说明徽州祠堂的广泛修建是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徽州宗谱的普遍纂修是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是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最突出的两个特色,对徽州地域社会有本质性的影响。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辛氏宗族为例

清代的江西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大的地区,又是一个农村社会很稳定传续的地区.这种宗族势力与农村社会的稳定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宗族有着一套很完备的自治机制,而乡绅掌控着这套自治机制,从而控制着农村社会稳定地传续与发展.故此.通过以清代万载县的第一大宗族--辛氏宗族为个案来解读这种自治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剖析清代江西的农村社会状况.     

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闽南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复兴的现象,但以往具体的个案研究不多。本文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在社会功能、宗族管理、宗族之间关系以及女性参与等方面的变迁。闽南传统宗族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宗族在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的同时,还通过投入当地经济建设,吸引海外宗亲力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继续发挥着作用。     

论当前农村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以重庆东部某村落为例

当前农村宗族在纠纷解决中的权威性、在诸如村民讨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交涉能力而带来的有效性以及低廉的纠纷解决成本而形成的村民对之的现实可及性支撑了农村宗族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也使得宗族在当下村民的纠纷解决资源布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也形成了对国家纠纷解决能力不足的有效补充，进而促进了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也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有限度的认可宗族的纠纷解决功能就成为必要。     

从叙事特征看民间牌坊的功能指向——以江西奉新县"济美牌坊"为例

作为一种曾广布于民间的纪念性建筑,以功德坊、贞节坊为主的,民间牌坊在明清以后须经官方批准而由家族自行修建,这就决定了民间牌坊要以文字、图像乃至整座建筑承担起旌表人物、道德宣传和展示家族荣耀的多重功能.牌坊叙事系统的程式化特征,并不妨碍上述功能的实现,并在当时的语境下有着丰富的民间解读,体现着民间牌坊以旌表家族荣耀为核心的功能指向.     

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家族祠堂为例

祠堂是家族的象征,是族人供奉祭祀祖先的场所.本文以家族祠堂为切入点,运用文献法、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阐释闽北祠堂的结构、隐喻、职能及祭祀先祖活动,试图探讨其与家族教育存在的关联性及历史传承状况,旨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家族精神,倡导奋发进取的社会精神,以推动历史文化的传承,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宗族世系性

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宗族世系性,意旨有四:一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不堕主题——宗族认同;二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关键社会化途径——族学;三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永续性影响——世代角色承诺;四是传统中国社会认同的当代意味——历史与文化认同。     

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族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这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重庆松溉罗氏宗族以元末明初入川的罗祥胜为始祖,于1992年开始新修族谱,1995年开始举办清明会,2006年开始重修祠堂,上述活动预示着罗氏宗族已经开始复兴。松溉罗氏宗族复兴历程表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文化机制,农村社会的意义危机是宗族复兴的外在社会动因,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宗族复兴的经济基础,服从当前政治的总体要求是农村宗族复兴的生存策略,族内精英的文化实践是宗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村治中的宗族政治表达——以大理周城白族村为例

近年来,一些以汉族宗族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认为,在宗族势力复兴的今天,多数农村的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有着正面的影响、或负面的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影响。然而,通过笔者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研表明,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于汉族宗族的特点,即宗族在政治表达上的“不介入”和“无诉求”。     

宗族在近代社会中的控制作用——以晚清湖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成为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在时局的变化下,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宗族复兴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的复兴 ,对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 ,宗族复兴带来了组织权力结构中利益权力、认同权力的增强 ,给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增添了弹性与活力 ,我们要注意规范宗族等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 ,坚持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中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 ,宗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村仍具有强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必须立足“文化软着陆”战略 ,推动宗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心态基础。     

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