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袭与嫁接:近代乡村社仓组织与管理——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社仓一直是传统社会备荒仓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和经营社仓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的职责和任务。在近代以后,传统的社仓体系并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导致消亡,仍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官方和民间彼此借重的共同资源和有力工具。     

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

先秦两汉时期的社祭活动,存在着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在西周时期,社祭活动由官方主导,既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礼制,也是维护贵族统治的有力工具,民间的社祭活动要受到官方的制约.自春秋以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官方对社蔡的控制力减弱,而民间社祭活动却不断发展,社祭的政治性和宗教性逐渐淡化,社会性和娱乐性日益增强.到了汉代,社祭成为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实现了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与仓储

前此学者对明清市镇或仓储颇多研究,但关注市镇与仓储之关系者寥寥无几。故此,笔者以长江中游为例,对明清市镇与仓储之关系予以论述。明清时期市镇与仓储的关系密不可分。在长江中游地区,常平仓、社仓、义仓均大量设置于市镇,尤其是社仓。这表明,市镇在明清时期仓储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市镇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功能使其自身的商业机能更加突显。再从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看,其管理效率不容低估,这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的仓储模式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朱子社仓之法及其影响

朱熹建立民间灾年自救的社仓，其主导思想和具体操作方法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有清一代不少学者和官员对社仓法及其利弊进行过阐发和争论。由此可见古代的备荒思想和儒学的经世致用精神。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在发展阶段、举办形式、管理、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有所不同。二仓既互相补充,又有所区别,共同担负着基层社会救济的重任,并对地方社会产生着影响。     

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

常平仓和社仓是清代前期广东储粮备荒的两种主要形式。社仓设立于乡村墟镇,较之设立于县城的常平仓,对农村社会的作用更为直接。本文试图通过对清代广东社仓建立发展、仓改管理和仓储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仓储制度的组织与社会功能。一、清代广东社仓的建立与发展一般认为,南宋乾道四年朱熹在其家乡建宁崇安县借用本府常平米设置社仓之举,为社仓制度建立之始。不过,朱子所订的社仓法,实际上是隋开皇五年长孙平建立的义仓制度和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的变通和发展。明代广东各府州均设社仓,后毁于明末战乱。     

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

汉代社奈的时间,古来记载不一,《礼记·月令》只记着社而无秋社,或以为"今本《月令》已佚秋社句"。实际上,由于汉初是以建亥元月为岁首,腊月为秋九月,秋社与腊祭合而为一,因此不见秋社的记载,武帝复用夏历,春社、秋社又归完整。汉代乡村中,虽然官方仍强调以里至社,但社已逐渐与官方体系的里相分离,成为民间组织,并有自己的社宰、社祝、社祭等等。与之相应,春、秋两社形成了社祭与娱庆的统一,成为民间感大的公众性节日。这些都对汉代乡村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朱子社仓法的社会保障功能

朱熹于乾道七年（1171），在社会崇安（今武夷山市）开耀乡五夫里创办“五夫社仓”，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社仓事目》，于淳熙八年（1181）呈请孝宗皇帝批准“行下诸路州军”①。此后，社仓也就成为农村储粮备荒及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朱子社仓法（后人把《社仓事目》连同“五夫社仓”经营管理办法统称“朱子社仓法）”卿成为一个以实物形式施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社仓法在我国古代社会保障方面起过积极作用，被后人誉为“先儒经济盛迹”。现在考察朱子社仓法（以下简称社仓法）仍有其现实意义。一、创办社仓缘起及社仓…     

浅议南宋社仓制度

南宋朱熹创建社仓,从此,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三仓齐备,构成了中国古代仓储制度的三种主要类型。作为民办仓储,社仓是官办仓储的有力补充,在南宋基层社会的防灾备荒中,发挥了及时赈济、助民生存的重要作用,同时,创建社仓也从管理制度上有力地减少了渎职和舞弊现象。社仓制度的建立,促使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在南宋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

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意把社仓制度和保甲制度相结合 ,体现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重的基层控制理念。社仓与常平仓在管理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社会学的角度可以找到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制度根源。这种仓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稳定基层的功能。     

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

“吏民”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和广泛使用,但涵义模糊,且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偶有论及者亦莫衷一是。实际上,“吏民”并非指庶民中有爵位的、富有的特定群体,也不是“吏户”与“民户”的合称。“吏民”中的“吏”是与“长吏”相对应的“下吏”,秦汉以降两者之间的界线呈逐步下移趋势。这些“下吏”来自于“民”,又复归于“民”,与普通农民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之基础——“吏民”。从社会结构而言,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地方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     

宋代食盐安全管理研究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朝代,食盐贸易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相当重要,成为生产和贸易量极大的商品,随之也出现了危及食盐安全的问题,渗透到食盐的生产、储藏、运销等各个环节。在食盐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官员急功近利,不合理的改变生产流程,导致食盐质量低劣,出现了盐户的掺假现象;在储藏过程中,由于盐仓狭小无法及时容纳,舟人乘机偷盗掺假,并且盐仓官吏与盐仓附近民户也参与偷盗官盐,在盐仓中掺假,以次充好;在运销过程中,由于运盐路途遥远,吏卒沿路偷盗掺假,因此边缘地区出现了食盐短缺的现象。为保障食盐安全,宋政府采取了惩治违法人员,改建盐仓,严格管理钥匙,加强巡逻,鼓励揭发和给予举报者奖赏等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以直隶任邱县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稳定统治,安定人心,初期冀中地区仍用宣统三年颁行的官契,契税税率依旧;后来随政局渐定,遂推出新契纸即买契,这样虽简化了形式,但漏洞颇多,在规范税契手续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不规范,税率名减实增,故民间土地买卖不税契者日多,白契日增。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动员组织系统

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为人、财、物征发动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严密而行之有效的动员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在党政军和社会团体中均有分布,它们互相配合、密切互动,保障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动员工作的顺利开展。     

清末变通旗制处考述

变通旗制处是清政府在宣统年间成立的解决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矛盾的机构。在这个以旗人群体为主体的机构中,变通旗制处对清除旗弊、裁撤官缺和筹划八旗生计等事议论颇多,但多未能实施。这反映了旗人群体缺乏政治改革的智慧和魄力,亦是清末旗人群体人才匮乏的一种表征。清政府原藉以化除满汉畛域,反而使这一问题更为凸显,这反映出清末改革的某种困境。     

论海瑞的“为民”思想

海瑞在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宦海沉浮,素以直言敢谏、廉洁反贪、勤政爱民著称。他一生为官,处处"为民"着想,坚持"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其言论与举措,切中时弊,反映了国情民情,顺应了民心,既有裨于整饬吏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又有利于减轻劳苦大众的赋役负担,缓解他们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因此,海瑞最终不仅获得了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们的认同,而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至今仍被视为官员的楷模。     

明末民间宗教发展原因探析

明末民间宗教的发展既有深远的历史因素 ,也有客观的现实条件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新兴商品经济的流动性与冒险性使人们对平安生活与物质财富的渴求更进一步地寄予民间宗教神灵 ;明代帝王对民间神的崇奉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三教合一为之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下层社会中日益膨胀的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民间宗教流传的有形载体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及对策

官僚特权制度，官为贵的社会等级制度，一元的人才培育、选拔、激励制度，是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官本位思想弊害深重，既造成人力资源相对过剩，科技、工商人才奇缺，又因官位资源稀缺，导致官场恶性竞争。推进社会多元发展，使社会精英多向分流，是克服官本位意识的根本途径。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