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执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探讨

“上诉不加刑”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只有被告一方上诉的案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直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能以“适用法律不当”为理由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变相加刑.对于类推上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也不能直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已被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所确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原则.目前,对如何正确认识和执行这项原则,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     

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设计意义及实践价值之理性思考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我国的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的一项特殊原则,对激励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提起上诉,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在设计制度本身和司法实践中又存在缺陷,只有被告一方上诉的上诉人往往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被曲线加刑。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一审被告人上诉的积极性,还影响到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律师提出上诉只根据事实和法律——论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的律师应享有独立的上诉权

目前正在酝酿的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就如何进一步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将作出调整。因此,深入探讨律师对审判机关的制约作用,将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一)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我国宪法赋予刑事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被告人能否获得充分的辩护权利,是一个国家的民主生活是否充实,法制建设是否健全的标志之一。我国刑事讼诉法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委托律师,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以及人民团体或者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公民为他辩护。 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利,当然首先要依靠他自己,因为他对案情清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在起诉前已被羁押,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不可能亲自去搜集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和证据,即使他未被羁押,由于他处于受审查的地位,也很难广泛地接触社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他存有戒心。有的被告人担心自行辩护可能被说成是“态度不老实”,招来加重惩罚。布的被告人,尤其是那些未成年被告人,由于对法律了解甚少,不知道应该怎样为自     

论“刑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辩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是否允许“刑事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为他辩护”,这是涉及执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立法界、法学界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拟限定“辩护人”为律师的前提下,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立法精神,律师辩护的作用与意义,侦查阶段在刑事诉讼体系中的地位与任务,以及在侦查阶段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合法权益可能受到限制、剥夺与侵害的情况等几个方面,探讨“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辩护”的必要性,并进而对律师在这一诉讼阶段的辩护职责、权利与义务,工作内容与活动方式,提出若干原则设想,以考察律师在侦查阶段参加诉讼活动的可行性。     

论被告人的辩护权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由于对这条规定,国内学术界部分学者持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出现了与宪法、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相悖的决定。本文拟就被告人辩护权利的行使等有关问题,谈几点看法。一、辩护权与三天上诉期上诉期限由十日改为三日,这同宪法12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基本原则相抵触,它限制了被告人行使辩护的权利。众所周知,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处的法律地位是十分复杂的,一般地讲,它可能是科刑的对象,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由被告人转化为被害人。例     

刑事速裁程序救济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是刑事速裁程序中的救济对象。理论上,程序回转机制能够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与反悔权,使得速裁程序失效、普通程序重启,形成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救济;上诉机制能够保障被告人的程序及实体权利,制裁程序性违法、纠正实体性错误,形成对认罪认罚自愿性与真实性的双重救济。当前,程序回转机制具有申请主体不明、启动阶段固化和救济情形单一的缺陷,而上诉机制则存在二审不开庭、二审形式不明确和上诉事由单一的困境。未来,应当更加注重一审及审前阶段被告人权利保障,强化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程序救济权以及辩护权,逐步形成"程序回转机制—被告人上诉机制"的救济阶层,以此重构刑事速裁程序的救济机制。     

刑事速裁案件宜实行有限二审制——基于1 055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刑事速裁程序首选效率价值，但公正价值的基础性地位不能抛弃。基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实质，速裁案件的对抗性极小，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的可能性也应该微乎其微。但在实践中，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或空白上诉后又撤回上诉，随意否认认罪认罚协议，这些程序滥用的行为降低了刑事速裁程序的效率。与此同时，速裁案件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应当允许通过第二审程序得到纠正。一审终审制观点重视效率价值但忽视公正价值，其理论根据与实践基础不足。两审终审制观点将速裁程序的效率优位限于一审、排除于二审，对上诉权滥用行为予以容忍。速裁案件宜实行有限二审制，在保留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同时，改无因上诉为有因上诉，对上诉理由进行审查，从而避免无实质性错误的案件进入二审，以保持速裁程序的效率优势。     

中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主体制度——以聂树斌案、王书金案为例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主体是终审法院的院长、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和终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这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对人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的权力进行改革,即将审判监督程序启动权收归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而且要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应该区别对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法律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法律思考张汉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５３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侯，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表明，所谓...     

建议赋予辩护人“独立的上诉权”

文章认为,辩护人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来说,不是绝对的依附,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辩护人的上诉权也不应完全取决于被告人的意愿,而应赋予辩护人“独立的上诉权”。对此,文章从被告人不愿上诉的主观原因、律师在诉讼中的优势、“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及辩护人“独立的上诉权”与被告人“拒辩权”的关系等几个方面作了论证。     

中法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比较研究

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主要体现在受理被告人不服各级法院终审判决而提起的撤销之诉和特定情况下的再审之诉,以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职能包括:受理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受理重大的一审案件,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并以发布司法解释的形式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相比,后者有若干不能有效维护法律统一适用的地方,进而影响了最高法院的权威。     

中国简易刑事程序改革的初步考察与反思——以S省S县法院为主要样板

我国简易刑事程序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与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刑事程序在程序耗费上相对较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在“权利型经济”与“权力型经济”的分析框架下审视我国简易刑事程序的制度与实践,权力型经济的价值目标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但在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完善被告人权利保障体系,通过略式审判进一步简化程序。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浅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浅论刘德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５３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     

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必要抑制

刑事诉讼中只有切实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充分行使,才有可能有效发挥刑事二审程序的救济和纠错功能,确保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真正实现。但个别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在本来合意的诉讼“氛围”下却出现了部分“自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当一审法院作出从宽处罚后又提出上诉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而且会损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体现的诚信价值。尽管检察机关的“报复性抗诉”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无正当理由上诉有一定抑制效果,但“报复性抗诉”明显存在法理依据不足的缺陷,不宜作为抑制无正当理由上诉的长效对策。基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诚信价值的要求与上诉权保障的需要,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增设上诉理由审查程序,达到对无正当理由上诉进行必要抑制的目的,是一种可行的方案选择。     

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关的上诉程序

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但对于其能否在上诉阶段第一次介入诉讼,在上诉程序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均未规定。这种情况,就使得实践中对于涉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的程序问题的处理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分析两大法系国家不同的处理思路和方法,我国应选择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不允许一审没有参诉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二审参加诉讼。二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试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规定表明,实行辩护制度,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以被告人在境外案件为对象展开的分析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写入刑事诉讼法,代表了我国打击腐败,严惩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的决心,也意味着中国特色刑事审判制度不断完善。虽然缺席审判程序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但由于其缺乏对席审判程序中的两造对抗,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侵犯。为防范这一问题发生,应通过把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近亲属,设立公告送达方式,加强对被告方知悉权的保护;通过设立诉讼辅助人制度和强制辩护制度,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护;通过设置30日上诉期及建立境外被告人上诉认证制度,加强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通过设立更为科学严谨的程序,加强对被告人(罪犯)到案后的权利保障。     

论刑事案件分案审理

刑事案件分案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对以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的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犯罪的案件,或者数个被告人的犯罪虽有关联性但不宜进行合并审理的案件,将其中部分被告人的犯罪运用另外一个或者数个审理程序分别进行审理的一项刑事审判制度。由于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分案审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的案件进行并案审理,导致出现功能障碍、程序牵连、诉权制约等弊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分案审理的条件,对提起公诉的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间的若干犯罪行为,采取制作数份判决的方式实现分案审理。对自诉案件,可说服自诉人按照法院建议提起自诉,或者裁定驳回。     

刑事再审程序改革问题研究

刑事再审程序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其启动应受启动理由严格性、有利于被告、不告不理等原则限制。我国的再审程序着重于追求实体真实,既判力在我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其弊端主要表现在再审程序的请求启动主体错位,启动理由缺乏可操作性,启动次数“无限”、时间“不限”、范围“不限”等方面。我国刑事再审制度应对传统的“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等理念进行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刑事再审理论体系,使得包括“一事不再理”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原则得到确立和普遍承认,使得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确定力和终结性等基本观念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使再审程序成为一事不再理原则例外的可操作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