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伊斯兰教遗迹引发的思考

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亚与西亚的贸易古道,也是伊斯兰信仰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不论是在中国广袤的西部,还是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丝绸之路途径的地方依然留有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早期的重要印迹。根据伊斯兰教研究者的考证,这些印迹及与之相关的传说有时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它们将域外伊斯兰教与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记忆连接在一起,塑造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反映出穆斯林世界与中国交往的重要历史片段。     

伊斯兰教与儒学会通三题——以明末清初“回儒”群体为中心

明末清初,在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文化的对话、交流、调适和融合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回儒"这一引人注目的群体。"回儒"的产生,真正开启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文化全方位的对话和融合,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传播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回儒"这一群体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教与儒学这两大文明体系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尤其对当前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实施、促进与沿线穆斯林国家的"民心相通",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     

西北回族抗日史研究

日本全面侵华后,由于兵力所限,虽未对西北地区进行地面武装侵扰,但通过军机轰炸、策划"回回国"阴谋等行径,对西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在民族存亡之际,西北回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反侵略斗争,其中以回族、撒拉族、保安族等为主要成员的骑兵第一师、第81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开了殊死较量,战绩辉煌。此外,回族民众还利用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开展民间外交奔赴中东地区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并寻求国际支持与理解,宗教人士则通过自身声望影响穆斯林参军抗日,回族社团与报刊也充分发挥社会职责,揭露日本离间回汉关系、肢解中国的阴谋,鼓励回胞奔赴前线杀敌卫国,文艺工作者更是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经过战争的洗礼,回族社会空前团结,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认同感更加强烈。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自20世纪初日本侵占韩国后,韩国人民一直坚持抗日复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他们一方面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也掀起了复国的独立运动。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及在华各党派在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加强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     

唐、两宋时期伊斯兰教在广州史考

唐朝中前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成为中国最早接纳穆斯林的城市之一。唐、两宋时期伊斯兰教在广州飞速发展,可惜战争割断了其在广州的发展。始建于唐朝中前期的广州怀圣寺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该寺见证了伊斯兰教在广州的兴衰史。     

明清时期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的中国化研究

穆斯林真正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发生在明清时期。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作为中国回族穆斯林中的一员,其中国化进程既有明清王朝对穆斯林严厉管束的外在压力,也有穆斯林内部为改变其衰微而主动进行变通革新的内在要求,其中国化的途径及表现形式,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穆斯林中国化的一般进程和规律。     

归侨李毓铎:总在跳动的中国心

印尼归侨李毓铎1953年6月21日离开印度尼西亚棉兰市,从Belawan码头乘"万福士"轮船回中国,一行团队共有400多人。早在苏门答腊岛亚齐的冷沙中华学校里,校长、老师们就讲述了许多有关中华民族正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况。同时受大姐抗日思想的影响,在小学李毓铎就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在李毓铎大姐与冷沙的抗日演出队到印尼各个岛屿进行巡回抗日募捐救国演出中,李     

论中南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对中国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高度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宗教极端势力得以崛起,中南亚国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到中国新疆的政治稳定及国家安全。在中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通过对阿富汗、印巴及克什米尔、车臣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分析研究,可以看出中亚、南亚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试论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本文主要论述了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及其社会政治影响。笔者认为 ,朱元璋建国之后 ,由于政治、思想感情等因素 ,比较尊重伊斯兰教。在他的影响下 ,其后诸帝也比较优待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这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回族的最终形成 ,促进了明朝与周边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交往。     

蓝帽回回与犹太门

犹太人流散在伊斯兰世界的模式和特点能够对入华犹太人的相关历史记载有所照明。开封犹太人所戴的蓝帽,历史渊源深远,属于伊斯兰教强调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区别标记"之一种。而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提到的杭州"犹太门",其实是杭州不说汉语的穆斯林按照伊斯兰世界的通用语对犹太区的称呼,不应按字面意思理解为当地真有一座名为"犹太"的城门。以往对古代中国犹太人的研究关注的是他们的华化或儒化,而忽略了他们与当地穆斯林的可能更为密切的互动。     

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以机构设置及创办期刊为中心

侵华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全面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设立了诸多研究机构,同时创办了《伊斯兰》《回教圈》《回教事情》《伊斯兰世界》等学术刊物。相关研究机构及人员利用政府投入的资金,在侵略地进行多次调研、研究,在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和调研报告。将以上历史做一简单介绍,以为国内学界对这段研究史有所了解。     

简论共和国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演变

本文试图从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视角来分析作为外来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演变历程,并通过对清末及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社会及其精英人物的政治角色和社会功能的分析,揭示民国时期中国西北回族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变化及其与其他文化宗教互动的特点。     

当代中国穆斯林的自我表述与文化自觉——以《穆斯林通讯》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穆斯林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以生活环境中的中国传统文为背景的,包括我国回族、维吾尔族等10个传统的穆斯林民族和汉、蒙、藏、傣等其他民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穆斯林文化在历史上多处于被表述的境遇。20世纪前期,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中国穆斯林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一批有志之士的努力下通过创办刊物、兴办学堂等方式,进行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自觉和自我表述行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落实,中国穆斯林的文化自觉和自我表述行动也重新开始,创办刊物成为一种重要的进行自我表述与文化自觉的途径。20世纪90年代末创刊的《穆斯林通讯》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穆斯林刊物之一。     

伊斯兰教财产观与新时期西北穆斯林的慈善实践

伊斯兰教主张财产权利平等,追求道德和社会公正。改革开放为西北穆斯林实践其财产观念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促使新时期穆斯林慈善事业有了巨大发展。研究伊斯兰财产观和穆斯林的慈善实践,对构建西北和谐社会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圣训译介与研究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其经典《古兰经》和圣训也传到中国。因最初的中国穆斯林大多为西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研习宗教经典的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故经训未被译为中文。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伊斯兰学者开始用中文进行有关伊斯兰的著述和翻译,但主要以“以儒释教”为主,对经训的翻译微乎其微。自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圣训研究及其翻译才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日伪新民会与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新民会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治组织,是华北日军进行殖民统治和“思想战”的工具。新民会在沦陷区建立起了以宣传“新民思想”、“中日亲善”、复古、反共为主要内容,以青少年为主要实施对象,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青少年训练为主要方式的奴化教育网,对整个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其奴化教育手段多样、身心并重,给沦陷区人民造成极大伤害,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带来极恶劣的影响。     

中日大学生护理社会化意识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旨在以中日两国的大学生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探讨家庭凝聚力和父母赡养意识对护理社会化意识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护理社会化意识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因果关系模型在中日两国均适用。日本的护理社会化意识和家庭凝聚力、手段性赡养意识、情绪性赡养意识之间存在负相关,父母赡养意识越低护理的社会化意识越高。中国的护理社会化意识和手段性赡养意识之间存在负相关。中日两国大学生的父母赡养意识均高于父母,日本父母的手段性赡养意识最低而护理的社会化意识最高。在中日两国,手段性赡养均作为中介影响家庭凝聚力和护理社会化意识的关系。     

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传播与发展

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普遍传播和发展的一个朝代，大量清真寺的修建、扩建以及遗留下来的穆斯林墓碑石说明了这一点，也可以从（伊本·白图泰游记）等历史著作中感受到这一点。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清真寺在元代建造、扩建的情况，及其清真寺内保存的碑文的探讨来看，当时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有其特．或。这些特点涉及到沿海地区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宗教制度等。     

海外潮侨与祖国抗战

本文对抗日战争时期海外潮侨从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祖国作了全面重点的回顾，充分肯定潮侨的爱国表现和重要作用，指出他们发扬了爱国爱乡好传统，为挽救民族危亡献出了炎黄子孙一份力量，其爱国业绩永载史册，在祖国的抗战史、华侨爱国斗争史以及东南亚反侵略斗争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社会底层的汉--伊斯兰文明对话--对回族语言演进史的简要回顾

自伊斯兰文明进入中国之时起,就开始了最初的汉-伊斯兰文明对话。蒙元时代入华回回人是回族的主源。在13-14世纪的中国,波斯语是旧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际语(lingua fran-ca)之一和元代的主要外交语言,是回回人的共同语和新母语,是元代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元代回回人在人种相貌体质上与汉人有较大区别,但后裔逐渐放弃自己的母语,改用汉语汉文。在母语转换的过程中,回回人经历了一个双语时期。当代部分回族与西北的东乡族、保安族与撒拉族人民中还流行着一种用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字母为基础拼写的文字,即始创于明代中期以后的“小经”文字。创制“小经”文字的人可能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回回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