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本文从王夫之在三本诗选中评诗用“声情”达二十余次这一基本诗学文献事实出发 ,力图对“声情”范畴作文化语言哲学的阐释。作为与“辞情”相对的“形式情绪” ,“声情”既体现了诗歌声韵在形式功能上的表现性或情感性 (音可显情 ) ,也体现了诗歌语言在情感表现方式上的形式性 (情以音生 ) ,从而最终昭示了诗歌的表现性与形式性的高度统一。置于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中 ,“声情”是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诗学范畴。     

论"晚唐体"与张籍诗的共通性

“晚唐体”是唐代诗坛一个比较大的流派。因时代浸染 ,“晚唐体”诗人以“苦吟”为创作手法 ,形成“轻浅纤微”的风格。整体把握唐诗风格流变 ,发现“晚唐体”诗风和中唐张籍诗有共通性。张籍在中唐儒家思想演变中得风气之先 ,其心态与晚唐诗人相似。他以“苦心觅句 ,专意为诗”为近体诗创作方法 ,诗歌风格具有哀婉纤柔色彩。张籍与“晚唐体”诗人“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乃“晚唐体”之始作佣者。这一现象表明 ,我国古典诗歌风格的形成和流变有其内在的承传关系 ,而不是断然孤立的。     

韩愈诗歌风格的形成探析

<正> 不管是毁,还是誉,韩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舞台上树起了自己的旗帜,这一点己经无人怀疑.“韩昌黎体”这个名称的出现,就是证明.诚然,韩愈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韩昌黎体”不主一端.但是,作家的个人风格,作为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表现,总有它的基本倾向,它的大端.韩愈诗歌风格的主要方面,叶燮在诗论中已经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力大”、“思雄”是韩愈的创作个性,也是他的诗歌的主要风格.后来,赵翼更加明确地指出:“昌黎自有其本色,仍在‘字从言顺’中,自然雄厚博大.”“雄厚博大”,这是韩愈的旗帜.他正是以这种风格,在流派纷纭、名家辈出的唐代诗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成为后代诗人仿效的榜样.     

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

人们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结构,常一言以蔽之曰:情景交融。而我则认为,情景交融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理想范式。如果我们从诗歌创作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中情(意识)与景(物象)的结构方式至少具有三种不同的审美范型:(1)物感型,以《选》诗(即八代之诗)为典范;(2)直觉型,以唐诗为典范;(3)内省型,以宋诗为典范。宋代以后的诗坛有学《选》、学唐、学宋的各色流派,不仅说明“选体”、“唐音”、“宋调”这三个概念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内在美学结构,而且也说明它们作为诗歌的审美范型已为后人所认可。王昌龄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约略从主客体关系涉及到诗的几种审美范型,启示我们从心与物的二元关系上来探讨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及其嬗递演变规律。     

王士祯诗学情感论的实质

清初,王士祯巳被誉诗坛“一代之宗”。然而对于王士祯的诗学,自他在世之际始,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试图将王士祯诗学中的审美情感理论,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诗学的背景下,作些剖析及探讨,以便进一步阐清王士祯诗学中审美情感理论的实质及价值。“诗缘情”——一个古老命题的新解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唐代灿烂高峰之后,几乎一去不复返地走上了下坡路:宋诗欲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结果却以学为诗,以理为诗,用抽象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明诗     

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联结点──论“五四”白话新诗的艰难突围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２１年间，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过渡，表现在诗歌领域，则是旧体诗的迅速衰微和白话新诗对诗坛的垄断。“五四”白话诗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中国诗歌发展到近代，已经“陈陈相因”，失掉了创造活力，对于民气国运已没有积极影响。于是，在清末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首倡“诗界革命”，提出诗歌“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①。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帜，长期的外交活动使他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他把域外的思想文化、奇异风物大量…     

屈赋的比兴艺术

比兴方法是形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也是我国古典诗歌极为突出的传统表现手法。刘勰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起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沈祥龙也说:“或借景以引其情,兴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这就是说:诗人摄取并描绘外界的物象来寄托内心的意愿,叫做此。因接触外界景物而激发内心的感情,叫做兴。托物寄意,触物起情,比兴互陈,既能帮助诗人完成艺术的创造,又能使读者深刻地认识现实,并产生强烈的联想与共鸣。     

从鸦片战争诗歌的新变看中国第一批近代诗人的心态变异

<正> 诗人是时代的产儿,诗歌是诗人心灵的羽化。150年前,伴随着中英鸦片战争在中国古老大地上的战幕拉开,中国近代诗坛涌动起第一个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诗歌创作高潮。然而,学术界对鸦片战争诗歌以及整个中国近代80年的诗歌创作的成就评价不高。究其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原本就就是一个“诗国”。不要说“诗二百”早已被奉为“经”,汉魏诗以“骨力”特健被千古以下奉为楷模,单单是那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几乎把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推向了极致,令多少后代的诗擘硕子发出“盛唐之下无好诗”的叹谓。其次,中国古代主宰     

论中外诗歌对杜运燮的影响

四十年代，作为九时诗派的杜运燮出版了《诗四十首》，受到广泛好评，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诗评家唐提敏锐地觉察到：“年轻的杜运燮是目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代味’的诗人之一。”袁可嘉则进一步认为，杜诗“代表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些评论表明，杜诗的“现代派’顺向较为突出，但同时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及同辈诗人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风格。本文拟就杜运类所受中外诗歌影响及所表现出的特征作出系统的分析、探讨。（一）杜运受不规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他喜爱唐诗，自觉地吸取以唐诗为代表…     

唐太宗诗歌二题

唐太宗诗歌的得失在于理脱于象 ,情寡于词 ,平铺直叙 ,显而不隐 ,触景感物 ,缘情成章。他的诗学理论是以社会功利为核心的“中和”诗教观 ,作为贞观诗坛的核心人物 ,他对转变旧诗风 ,开创新诗风所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他倡导并创作的典雅富丽的宫廷诗 ,对于扫荡宫体余风 ,“以宫廷破宫体”有首倡之功     

论刘禹锡诗的艺术追求

作为崛起于中唐诗坛的一支异军,刘禹锡诗有着自身的卓异面目和独特风貌,这与诗人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自不可分:他把“境生于象外”视为诗歌艺术美的极致,为使其诗具有“象外之境”而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时代所造就的一大批诗人沿着不同的道路登上了诗坛。他们都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纷纷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域,以各不相肖的艺术实践,促成了中唐诗歌的繁荣,而繁荣的主要标志便是风格和流派的众多。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元白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见长,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见长。尽管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论近代诗歌情感线索的变化及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的解体

近代诗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民族感情的记录,它有着独特的情感线索。近代诗歌总体的情感特征是“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情感形态。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忧”为特点的“悲伤”形态;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泪”为特点的“悲怆”形态;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主要是以“血”为特点的“悲壮”形态。这三种情感形态一步步发展,使得近代诗歌感情表达的力度不断增强,最后形成对古典诗歌以“中和”之美为追求的情感模式的突破。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由此走向解体。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略论刘勰的情感美学观

本文认为 ,刘勰的情感美学观以“情文”观念为本体依据 ,在情与物的关系上申明情物互动而突出“情观”意识 ;在情与形(形式)的关系上讲求情辞一体而强调“文辞尽情”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提出情理同致而强调“理融情畅”。     

出入古典与现代审美间的浪漫绝句——苏曼殊诗论

七言绝句是清末民初诗坛的苏曼殊享誉最多的诗体.苏曼殊诗无论表达唯心任运的禅境诗心、抒写潭影疏钟里的国族关怀或描摹现代情僧"袈裟和泪"的爱情体验,都体现出"灵、动、新"的美学风格,其妙有韶秀的境界含有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其推崇个我、关注主体的清新味又是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审美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曼殊诗成为晚清诗坛出于"古典"而入于"现代"的桥梁,其"现代性"意义也正是苏曼殊见称于新文学界的原因.     

由“酝酿”“感物而动”至“饮之则醉”——吴乔“比兴”论的三个审美层次及其含义探析

吴乔著名诗论“文饭诗酒”不仅明确指出诗文表现方法之不同,而且作为诗歌本质的“比兴”论含义也包括其中。“变尽米形”指的是比兴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审美情感;“饮之则醉”说的则是比兴所创造和达到的共情空间和移情效果。吴乔提倡的情物关系有两种：一是情感最初产生的情物关系;一是已有情感的“感物而动”,后者即是吴乔所言之“兴”。吴乔“比兴”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极有理论价值。     

古典哲理诗对人生内蕴的理性张扬

诗以抒情言志为主,最忌枯燥抽象的议论,但古典诗歌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把情、景、人、物融为一体,阐发出一种闪烁智慧的人生哲理。这种特有的哲理阐发形式是我国古代诗人的创造,可以说是中国诗歌中不可多得的“特产”,其中不少优秀作品堪称古典诗歌的精华。（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积极人生阐发弘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积极进取的,把追求高标人生作为其人生价值的主导取向。唐代诗人王之涣在《登鹳雀楼》诗中,通过登楼所见之景与由景所悟之理,把这一心态阐发得淋漓尽致。前两句写登楼所见之景,西有白…     

女性的境遇与表达——论张烨的诗歌

女性的境遇与表达——论张烨的诗歌荒林张烨的诗歌与她的生活互为隐喻①，是一间独立于公共社会的“自己的屋”，她那紫色调的情感氛围②，把表达的爱情上升为近似乌托邦的寄托。如果将张烨诗歌置于当代女性诗歌序列，我们无法从中体会“女性之躯历险”式写作的真正的女性...     

直抒胸臆下的真情流露——论弗罗斯特诗歌的直接抒情方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现方式,抒情是作家个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情感释放与情感构造、审美理念的辩证统一。因此．任何抒情诗都有一个关于抒情方式的问题。然而,不同的诗人往往会因自己的诗学理论和个性气质而采取不同的抒情方式．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并以此突显自己的诗歌风格和独特的艺术特色。作为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弗罗斯特在抒情艺术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其多变的抒情方式就是其典型表现。其中,直抒作者之情是弗罗斯特最有代表性的抒情方式。诗人在其自然诗、爱情诗、哲理诗、农事诗时常通过直抒抒情主人公“我”或“我们”的胸臆来流露真情,实现表情达意的抒情功能。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