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本文论述"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以及发展演变的轨迹,指出它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荣共生,有着深刻的启迪。     

“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

“天人合一”作为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核心所在。它以直觉和朴素的方式表现了人与自然的沟通 ,智慧动物与养育环境的融合 ,为解决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当今 ,认真剖析其合理思想 ,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伦理教育

日渐突显的环境问题要求人类反思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要求改变思想观念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认识和观念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生态伦理教育 ,“天人合一”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生态伦理思维相一致的思想颗粒 ,认真挖掘其蕴含着的朴素的生态伦理观 ,对于丰富生态伦理学的理想体系 ,促进生态伦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天人合一＂思想对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启示

就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伦理学中的地位、存在价值及其对当代生态伦理学发展的启示等方面内容进行论述,以进一步探寻“天人合一”向“天人和谐”可持续发展观的转换途径,并实现其现代性转化,以有助于重建人文与科学理性并重的现代生态伦理观。     

论老子的天人合一观

老子《道德经》是言道之书,一以贯之于全书的核心是老子的天人合一观。老子深邃地回答了天与人源于何处、天与人为何合一以及如何合一等人类关心的永恒命题。这是老子伟大的创造性贡献,标志着以人之道合天之道的成熟完善。老子的天人合一观尝试概括为宇宙万物的"五同性"思想,即天人万物的"同源性"、"同构性"、"同归性"、"同律性"、"同一性"思想。     

试论“天人合一”与“生态和谐”的区别

“天人合一”与“生态和谐”的观点在提出背景,含义,实质,逻辑前提,思维方式以及出发点和归宿上都存在着差异,不能把“天人合一”思想看作是“生态和谐”理论的哲学基础,更不能把二者相等同。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文学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通过文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得到了具体生动的演绎。     

“天人合一”观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国内部分学者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古代各种＂天＂说均不涉及环保问题,即便以现代人对“天”的理解,“天人合一”观亦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试论“仁”的早期文学书写——以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为视角

关于“仁”的早期文学书写,生命内涵是其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从珍爱生命到仁生万物、从仁者寿到道德养生、早期孝道书写三个方面.具体到每个方面,其书写的推进和成熟都有赖于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人统筹是推进书写的基本路径,而“天”所具有的“生育”“生命力”“好生”(爱生)三大属性,保证了早期“仁”书写的深层贯通,同时也标榜着早期儒家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生态观.     

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生态意义

张载的天人合一说具有丰富的生态意义 ,可说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生态哲学。这一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承认自然界有内在价值 ,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靠人类实现的。他的“乾坤父母”、“民胞物与”以及“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的学说 ,强调人类要尊重自然 ,爱护自然界的万物。张载的学说对于保护生态平衡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

在三国之吴国，吏是封建政府控制，身份地位低下，较为特殊的一个阶层。他们耕种“限田”，缴纳“限米”，又佃种零星国有土地——“二年常限”田等，缴纳“税米”或“租米”。二者是有区别的。诸吏身份地位低下，并在律令中有所体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目前所见到的走马楼若干简牍，特别是《田家》中州吏在嘉禾四年、嘉禾五年间“二年常限”田中定收田亩租额的变化，恰恰向人们展示了诸吏特别是州吏身份地位低落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遗民”视角看《人间词话》的内在矛盾

从"遗民"视角进入《人间词话》,可以发现"易代"的现实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空前思考与表达自由,可以更好体悟《人间词话》的强烈个性色彩。但是,从王国维品评作家所依据的内在标准,又可以看出其身上所遗留的传统士大夫式的心理洁癖。正是这种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属性,造成了王国维进退失据的人生矛盾。     

儒家“仁义内外之辨”的现代伦理意义

战国时期仁义内外之辨,告子主张仁内义外,孟子主张仁义皆内,自楚简发现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重新进行了较多研究。仁义之"内外"含义,人心内外、门内门外、人我内外三种意思均有。仁义皆为内在的观点虽彰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但忽视了道德的客观伦理精神。坚持仁内义外的观点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道德的人性主体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客观根源、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传统家族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道德精神的差异,正确认识仁义两种道德发挥作用的不同特点,从而调整道德思维和道德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合订大易集义粹言》编撰与作者考

署名纳兰性德的《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存疑较多,本文通过文献考证该书的辑引材料来源与编撰体例认为:《合订大易集义粹言》是纳兰性德辑合《周易集义》与《大易粹言》两书共计十八家易说,统一体例,增补而成。     

试析仁义内外之辨

后世学者多用“人心内外”来解说告子的“仁内义外”。认为告子主张“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义)由乎外”;而孟子则相信“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因此,孟告争论的焦点是道德情操,特别是“义”德的发生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判。告子所持的仁内义外说,不是说仁出于内心,义起于外物,不属于道德发生论的范畴,而只是叙说了仁义的施行范围之别。     

“天参”试解

张载的＂天参＂概念,说的是宇宙和万物的本性。这个＂参＂,既是一种参杂和合的作用,也是一个鼎立而三的数目,还可以用一个文字图象极两两来表示。这是由＂一物两体＂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事实所形成的。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一＂和＂两＂,不仅有常识所谓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关系,更以其神、化而存在着彼此相待、相得益彰的关系     

董仲舒的"天"与人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代社会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也是中国古代具有人格影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他的"人"与"民",及其"顺命"的统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内容.认识董仲舒的统治思想,对认识中国传统政治观点意义非常.     

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

本文就宗族研究史上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与"义序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回顾和讨论,认为林、弗两氏宗族认识之异同,可以用"宗族的功能论"与"功能的宗族论"之异同来归结;弗氏在其理论构筑中只能入手、吸收"义序研究"之部分成果的"偶然"之中,内含着当时功能主义、非洲宗族范式的流行以及弗氏本人宗族研究取向等的"必然"因素;然而,这种"必然"导致了弗氏理论对宗族的观念系谱等文化要素之分析的忽视,并进而局限了其理论自身的阐释力.本文提示,世纪之交的本土汉学人类学的宗族研究仍要立足学科,发挥其诸如亲属制度研究、田野工作等方面的学科特长和本土文化分析之所长,为整体的家族、宗族和汉学研究作出应有的独特贡献.     

试论孔子的“仁”

《论语》中的“仁”字不是孔子的创造,以仁学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却是孔子建立起来的,是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本文首先探讨了仁的产生,继而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等,阐述了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建立;然后又以《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有关仁的言论为依据,分别从仁的基本含义、仁的历练、孔子本人对仁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论证了仁不仅是孔子的道德理想,也是其社会理想,是二者的统一,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