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岩》作者的重要史料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12月出版的《红岩》第1版题名页和版权页分别题写"罗广斌、杨益言著",但封面并未题写作者姓名。今本《红岩》是由《禁锢的世界》修改而成,《禁锢的世界》的作者为杨本泉、刘德彬,今本《红岩》应当首先署名杨本泉、刘德彬,然后才能轮到修改者署名。雁翼的《囚徒手记》断然否定罗广斌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送礼与罗广斌的人品均可表明罗广斌不是《红岩》的作者。雁翼之说并非孤证。     

“红”与“黑”的辩证法——“文革”时期对《红岩》的“协商式阅读”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曾经是最红的小说<红岩>同样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并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小报上遭到否定性的"判决".这种遭遇典型地表现了革命文学写作中的全部困难所在--革命文学的"合法性"是和作者团队以及作品中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的.首先,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作者的红色身份和作者的现身说法,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些作者很难保证持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一旦这些作者的政治身份发生问题.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必然连带遭到否定.革命文学写作的困难还在于,革命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在解放后,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很快就转换成了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把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性写出来,对权力机构来说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对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就要进行某些装饰性的描写,但政治斗争或者说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对革命的装饰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某人的装饰,这就有为桌人翻案的嫌疑,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是环绕在作品周围的写作团队,只要所涉及到的某个人物有了问题,作品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对革命文学的作者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部作品能够永远"政治上正确",即使是像<红岩>这样"最红的小说",也是一样.     

权力产生于“共存”需要——兼与伍代春等商榷

政治权力起源是近年来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伍代春先生与陈昌文先生合作的《论权力产生于差异》一文,将权力产生的原因从物的因素推进到人的因素,在深刻性上比"占有"论前进了一步,但此种观点犯了原子主义的错误,难以阐明权力产生的动力机制。通过结构主义分析,可以得出政治权力产生于人类群体现实性的"共存"的需要。权力是群体共同体的一种结构性属性,任何个体(或个体差异)都只能是这一结构的更为初始的构件之一,"个体差异"只能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个体精英与其能力是共同体根据现实需要而选择是否托付职位的依据。个体差异或精英因素,可以扩大权力,但不能产生权力,群体需要的召唤才是政治权力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演变的文学史思考

20世纪重庆文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目前重庆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忽视这几个刊物的关系,遮蔽了一些真实的文学史细节。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自然地理特征与人文社会风貌的双重展示——论小说《红岩》与重庆民俗文化

对红色经典《红岩》与英雄城市重庆的看似不言而喻的密切关系,学界缺乏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红岩》蕴涵着丰富的重庆民俗文化因子,折射着斑斓的重庆民俗文化光彩,在总体上形成对重庆民俗文化的自然地理特征与人文社会风貌的双重展示。前者可从"山城"之别称、"江城"之古称、"雾都"之美誉三个方面分析,后者可从社区文化、方言文化、仪典节令、服饰文化四个层面梳理。     

试论“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

红岩精神是历史留给重庆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虽植根于中华传统的和合文化 ,但它却能融于并丰富红岩精神的内容 ,因此 ,在当今我们大力提倡弘扬红岩精神 ,全面振兴重庆之际 ,不能不十分注重发扬“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 ,充分发挥重庆在进一步促统战、促团结、促发展方面的特殊作用     

组织政治行为的人本观

组织政治行为是组织中的个体通过非职位性权力的运用,以影响或试图影响组织内利益格局和关系格局的活动。从组织政治行为的两重性分析组织政治产生的根源,并从人本观点出发,分析组织政治行为的人性基础,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组织政治行为并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领导者(管理者)应该从更加符合人性的观点出发,识别他人的政治行为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他人的政治行为保持足够的职业敏感性,同时,要恰当运用权力并发挥权力的积极作用,避免自身政治行为的破坏性影响。     

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异乡”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重庆完全可以跟北京、上海并称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大中心城市,但由于重庆的中心地位来自于政治的机缘,不是自身文化、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它作为中心城市,有着与京沪截然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如果说京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故乡",那么重庆就只能算是"异乡"了。它的这一"异乡"身份赋予了现代文学新的特质,从而与京沪形成互补关系。     

“双枪老太婆”的三位人物原型

小说《红岩》中有个传奇人物——“双枪老太婆”,后来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这个“双枪老太婆”一枪击毙叛徒甫志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说中她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疯老头”华子良,为渣滓洞越狱作出了贡献。《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说:“双枪老太婆”形象的原型有三人,分别是邓惠中、刘隆华、陈联诗。她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华蓥山地区多次起义和武装斗争。刘隆华是当年华蓥山游击队第五支队的政委。1935年,当时只有14岁的刘隆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文革”时期毛泽东生平传记的文本研究

"文革"时期,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一些群众组织和单位编写、翻印了许多有关毛泽东生平传记的内部资料,其版本之多,数量之大,的确难以作出准确统计。但是,在这众多的版本中,无非是翻印和重印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马玉卿的《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颂东写作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个文本。这些文本的毛泽东生平传记,除斯诺文本、萧三文本外,其他的虽然有不少个人崇拜的东西,但从另一角度看,研究这个时期的毛泽东生平传记文本,对于我们今天完整、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战后香港方言文学运动考论

1947至1949年,南来作家于香港开展了以大众化为目标的方言文学运动,包括理论论争和创作实践。在理论上,作家们讨论了方言文学的写作目的、读者对象与写作方式,提倡为了普及而写、为了工农而写以及完全用方言写作。在创作上,出现了一批用广州话、潮州话和客家话写作的各类文体的作品,但它们在艺术上并不成功。方言文学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既由于作家们对大众化的理解不够清晰,也和他们过于重视读者的阶级性而忽视了香港本土现实有关。     

《创业史》接受现象研究

《创业史》的接受曾是17年时期一桩重要的公案,直至1980年代后才以严家炎的视野为既定视野,柳青的维护淡出了结。其实,二人维护的视野各不相同。严家炎的着力点是"写得怎样",柳青回答的是"怎样写"和"为什么这样写",虽然各具视野,但由于"怎样写"和"为什么这样写"带来的更多是教训,而"写得怎样"坚守的是文学的操守,它不仅反映出"17年文学"接受所遭遇的尴尬与历史的沉重,也彰显出朴素的文学道理。     

叙述的魅力--论新时期以来小说叙述方式的演变

19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小说家叙述意识觉醒,小说叙述方式发生根大变化,作家由重视“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叙述意识的凸现和叙述技巧的应用,使得小说的形式变得繁复多样,而对纵深心理层次的挖掘使得小说的内涵更为丰富复杂。叙述方式的演变具体体现在小说层面打破线性规则、零散性加强,小说中仅述人出现,小说叙述视角多样化等方面。刘索拉、马原、格非、莫言、苏童、陈柒等小说家的创作体现了当代小说的转型和叙述方式的革新。     

不安、厌世与自我退隐:南来文人的香港书写——从1950年代出发

1950年代前后,为数众多的文人开始启程离开大陆南向香港,架构了史上另一波的流动轴线。这一波南来文人力匡、贝娜苔、赵滋蕃、易文、徐訏等建构故乡─香港─异国─香港移动踪迹与书写墨痕,透过文人们生就具有的创作冲动交出可观的在地书写。这些作品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不安、厌倦、自我退缩现象,在在指向了西美尔(Georg Simmel)"麻木"厌倦的心理保护机制论点,这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南来文人重生或再生、归去或归来的刻画过程。在处境上这些南来文人并非一般认知的强者主体,反而是孤独、无助者。以此为视角,证成他们如何以书写呈现较少被视见的自保机制成为外显传媒的中介,进而铭刻异变时空下文人独特的心事与命运。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神思》篇“虚静”说释义

《文心雕龙·神思》篇“虚静”的语义本于老庄哲学认识论的虚静说。刘勰以之论述作家创作的艺术想象活动 ,是对老庄神秘的直觉主义审美观的转用。其文学理论意义即在于揭示了作家展开艺术构思活动所应备有的主体条件 :“虚静”就是要求作家临文创作应实现由生活态向审美态的转换 ,排除世俗尘杂而生成审美心胸 ,在由“虚静”心态所拓展的艺境之中 ,凝神结虑 ,驰聘文思 ,从而创造出妙造自然的艺术形象     

论元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化精神

元结和柳宗元都是唐代山水游记的杰出代表,其山水游记不仅情景交融,成为后世游记的典范,并且还渗透了作家的心志和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呈现了丰富的文化精神,其中主要表现为：其一、儒家思想在游记中反映极为浓郁;其二、道、佛文化在二者游记中的表现各有侧重;其三、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成为总的宗旨。     

论南宋名家扬无咎的词画艺术及其影响

扬无咎是南宋初期著名墨梅画家、词人、书法家,其词、画、书法尤为人所称,时有"逃禅三绝"之誉。其词清丽婉雅,格调殊工;其画清淡野逸,格高韵深。以《柳梢青》与《四梅图》为代表的词画艺术,真正达到了"词中有画、画中有词"的极高境界,并将词、画、书法三者完美地融为一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词人刘克庄、周密、陈允平,元代诗人虞集、张雨、柯九思,明人文徵明、文嘉、徐守和、徐贲,清人宋荦、宋韦金,乃至乾隆皇帝等,或题跋、或追和,蔚成词坛画苑千古佳话。     

刘桢诗歌的艺术特征——兼论刘桢王粲的历史地位

刘桢是“建安七子”的重要成员和“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被誉为“文章之圣”。然而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似乎略显薄弱,且存在一些不甚合理的地方。基于刘桢现存无多的作品,分析其诗歌中包含的格调高峻、情采丰赡、意境凄清三方面的艺术特征,并就由来已久的“刘王之争”发表一点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