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砣虽小压千斤

北京是个有着12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除了工作,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度过。治安、卫生、优抚、邻里纠纷、计划生育……在居民区,在家门口,这些关乎社会稳定的大事,是谁在管理呢?“秤砣虽小压千斤”,就是“强人看不上,弱者干不了”的居委会。居委会上通政府,下联群众,是政府与基层百姓之间的穿针引线人。在北京前门街道长一居委会(长巷第一居委会的简称)的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笔者听到、见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胡同里最忙的“公家人” 长一居委会位于北京前门外古老的鲜鱼口街,下辖头条、二条两个胡同1200户、2800多居民。这个居委会7个人,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张永琴最大,今年54岁,刘今最小,只有28岁。其余尹燕霞、李文娟、张晓晖、孙晓宁、刘志萍都是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妇女,吃苦耐劳,生活     

中共宁波市江东区委书记宋伟提出：“人文社区”要体现以人为本

社区居委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因此它不能是政府派出机构的派出机构,社区居委会又有协助政府实现基层管理服务的职能,因此它又必须承担一部分政府的工作任务。这就产生了社区居委会是政府的“腿”还是居民的“头”的矛盾,在工作中容易产生和“无政府化”两种倾向。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采取与政府组织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也就是在政府指导下的自治行为。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费随事转。对政府部门或有关服务性行业需要交给社区完成的直接面向居民的管理和服务项目,如计划生育、环卫、司法、民政、邮政…     

居委会干部是什么干部

本来,把在居委会从事领导和管理工作的人称为居委会干部也没有什么不妥。但由于人们的习惯认识中,“干部”是与“公家人”——公务人员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居委会干部这一称呼就变得模糊和暧昧了。实际工作中,居委会干部们的身份也是模糊和暧昧的。社区建设庞大阵容中的社区民主自治机制建设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悖离:一方面我们希望基层政府要尊重居委会的自治组织地位,不要把它当做自己的“腿”和“嘴”;一方面随着基层政府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关注和投入的加大,“腿”和“嘴”早已升级为“直属部队”——君不见有多少地方把对居委会的考核列入政府工作目标管理,把享受科或股级待遇、列入事业编制作为对居委会人员的最大奖励。这种悖离在现实中的一个突出反映就是随意撤换、调动居委会成员这种违背居委会组织法原则的现象一再发生。是法律跟不上实践发展的需要,还是实践发展背离了法律精神?十届人大已将居委会组织法的修订列入日程。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抛砖引玉。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拆违”之后风波起……

北京和平里街道安德里居委会是个全国闻名的先进居委会,居委会的书记姚金兰大妈更是一位名人,她l994年曾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姚大妈到底有什么高招,能在一个被别人讥笑为“全是婆婆妈妈,只管吃喝拉撒”的居委会干出这样优异的成绩?我带着这些问题来到了安德里居委会。     

谁来给居委会“减负”

近年来,伴随着“社区建设热”的兴起,城市管理重心下移成为一种趋势。社区居委会的“重要性”彰显出来。过去由政府、企事业单位承担的多种社会职能,被逐步剥离出来,“移交”给社区居委会,让“屋没几间,人没几个”的居委会苦不堪言。日前,济南市振兴街办事处丁字山社区居委会主任盛莉向记者的一番“实话实说”,道出了居委会的种种尴尬。     

城市社区居委会权宜性治理行为探析及对策研究

在当代中国社区居委会实际运行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居委会已经脱离其社区自治的实体性价值取向和法理属性轨道,行进在一条“类政府组织”的道路上。在现有的居委会组织内部资源禀赋短缺的约束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下,作为“弱者”的社区采取“权宜性治理”方式成为居委会行动的一种“权宜之计”。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我国社区居委会运转过程中采取的“权宜性治理”策略主义生发根源进行剖析,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性建议。     

电谈社区干部的“资格认证”

据媒体报道，北京市海淀区准备建立“社区专职工作者资格认证制度”，目标是“培养具有专业公共服务素质的社区居委会干部队伍”。具体办法是：居委会干部在选举出来后，要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然后通过资格认证，只有拿到“上岗证”的，才能正式上岗。     

为居民办事要过“三关”

在上海市虹口区,许多居委会干部都一度非常苦恼、困惑,为什么常常好心为居民办好事,却得不到理解,甚至被认为是有什么私利可图,有时社区居委会干部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虹口区民政局经过调研后发现,“好事没好报”的现象,事出有因。居委会的决策居民不知道,居民不清楚你要干什么,怎么干,干得怎么样?时间长了,居委会与居民之间的“结”就越来越大。经过讨论以后,虹口区民政局决定在所辖的10个街道、镇的250个居委会试行一下“三会”制度。“三会”制度包括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在上海已有部分地区进行过实践。“听证会”是让政府知道…     

社区时讯

北京市西城区 社区出现“片儿医” 最近,北京西城区玉桃园小区的10个居委会也像派出所的“片儿警”一样有了“片儿医”——责任医生。这种贴近社区居民的医疗服务模式今年刚一推出,就受到居民的欢迎。 所谓“片儿医”,就是社区卫生服务站把站里的医生分派到辖区的各个居委会担任责任医生,并采取“三定”的形式,即定人、定时、定点到居委会为社区居民服务。居委会还把责任医生的照片和联系电话像“片儿警”一样,张贴在公示栏中,便于居民熟悉和联系。 玉桃园居委会主任介绍:“前几天,     

街聘民选，合法乎？合理乎？

在近年来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中,许多地方采用了一种解决社区工作人员年轻化、知识化问题的方式——由街道向社会公开招聘,经考核、选举等程序后,做居委会主任、副主任或委员。对这些人员,大家一般都叫“街聘民选”。这些人既拿着政府工资,是在编的受聘人员,又是居民举着手选出来的群众自治组织的领头人。那么,“街聘民选”反映的街道居民委、政府与社区到底是什么关系?北京某报8月9日发布了一条消息,称崇文区某街道两名居委会主任因说话不注意方式,居民不满意,办事处表示将调换他们的岗位或者解聘。这个只有几百字的消息引来了一些居委会干…     

社区改革“3+1”模式的尝试

2005年,为了切实解决目前社区居委会工作中普遍存在“拿政府的报酬而疏于为群众办事,受群众的选举而听上级部门指挥调遣”的“非官非民”的尴尬境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社区改革“3+1”工作模式,并选择群众基础好、具备一定条件的滨江路社区居委会、水井坊社区居委会、学道街社区居委会、总府路社区居委会、河滨社区居委会等五个居委会进行试点。社区改革“3+1”工作模式的内涵所谓社区改革“3+1”工作模式,是指社区居民代表常任化、社区居委会议事民主化、社区服务多元化的运行体系,加上社区工作服务意识的高…     

城市社区管理的目标定位

一、问题的提出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涵义 城市社区是指在城市的一定地域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委会辖区。城市社区的管理，是城市基层工作的基础，但这种管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不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而是一种自我管理，属自治型管理模式。因此，实行城市社区管理，首先在观念上要更新，而这种观念更新，就是要更新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要时刻牢记社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不是基层政府的办事机构，更不是基层政府的“腿”。     

走出社区建设的体制瓶颈

“弯着背做事,翘着屁股挨批”,是居委会“两难困境”的真实写照。谁都知道现行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居委会统管模式是无法应对城市社会问题和满足居民需求的。“为居委会减负”不仅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也成为政府的行动。按照传统做法,既然单靠居委会一个组织难以承担政府下派事务,那么就增加机构和人员,社工(社区专干、社区干事等)和社区工作站也就应运而生。增加做事的机构和人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居委会的任务和压力。但问题是,这种做法依然是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延伸,是政府“腿”的延长,是纵向到底的行政机制的强化,居…     

孤独，让她频繁“举报”儿女

近日，天津市塘沽区妇联、公安局、信访办等多部门经常能接到一位家住贻丰园的王奶奶举报自己的子女。“我在家里没人管啊，子女虐待我。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吧!”得知消息后居委会立刻前去调查此事，“她家闺女儿子很孝顺，孩子们都挺好的啊!”从邻居们的口中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听到了相反的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小巷总理”从繁忙事务中解放出来

社区建设水平的提高,社区服务领域的拓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充分发挥。而妨碍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充分发挥的一大制约因素,就是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量的行政性事务及超出其自治范围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事务。 据我们近期对苏州市社区的调查,虽然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减轻居委会负担,但居委会工作负担仍然突出地表现为“四个多”:一是各级政府部门及街道向社区居委会布置的工作任务多;二是需要社区居委会盖章证明的具体事项多;三是各类创建活动和检查、考核事项多;四是老新村基础设施落后引发的矛盾纠纷多。     

社区的“百变佳人”

一提起居委会主任，许多人的脑海里立马会浮现出满脸褶子、梳着齐耳短发、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大妈”形象。而且，“居委会大妈”还是婆婆妈妈、絮絮叨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代名词，如果你被人说“瞧你一副‘居委会大妈’的样儿”，这可真是“伤不起”了。     

解读盐田的居委会直选

提到社区直选,许多老百姓并不陌生。从1998年青岛四方区瑞昌路第六居委会首家直选以来,上海、南京、广西、北京以及浙江宁波海曙区的全部居委会等,都曾刮起过一次次基层的直选风潮。直选,伴随着中国基层民主的脚步,从农村走向城市,被许多居民所熟悉。然而,真正操作起来,对城市居民来说,对它似乎又有些“爱”不起来。因为,农民直选村委会是因为自己的利益与被选人息息相关,这种选举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争夺;而在城市,至少是目前,居民与居委会没有多少利益关系,这种没有“动力”的直选,在许多人看来无非是一场政治“秀”。因此,当深圳盐田区政府提出在全区的居委会开展社区直选时,一些人并不看好。然而,2005年5月28日,当深圳盐田的最后一个社区的直选落下帷幕时,人们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社区参与：从他组织到自组织

“社区”的设置是传统国家控制思想的延续。由政府组织和控制的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履行着政府直接控制社会的职责,将居民置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因而在社区建设中对居民的动员能力严重不足。只有充分重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理清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逐渐减少政府对社区的直接干预,促进居委会组织由“他组织”向“自组织”转化,才能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能力,并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居民“自组织参与”的方式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社区为她铺就成功路——记全国劳动模范殷金凤

在北京朝阳区呼家楼北街社区,人们一提起殷金凤的名字,就像说到自己的亲人。几天前,记者去采访这位41岁的2005年入选全国劳模的北京唯一的一位居委会主任时,正好遇到一位大妈。“你找我们家的解难书记呀,那可是个大好人!在社区这5年里,她从社区居委会主任到党委书记,别看是个官儿,可在大家的心目中,她就是个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为什么是你们家的解难书记呢?”“她帮我们这些孤寡老人解难;帮居民们解决了用电难、用水难、供暖难;还帮我们解决家里的那些难心事。你说,这是不是我们家的解难书记呀!”老人一边掰着手指说,一边给我们指路,她是…     

社区公益金都去哪儿了

王大爷住在北京二环边上，出家门不远就是北京的护域河。没事儿的时候，王大爷会到护城河边走走。不过王大爷空闲的时间并不多，他是社区里的积极分子，每天忙于组织社区活动队活动，往往还要代表社区参加各种比赛或者是汇报演出，这些任务都是“上面”派下来的，不能推脱。所谓“上面”，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就是社区居委会。当然，社区活动队开展活动，或者是参加比赛，社区居委会是会提供经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