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与方法论建构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领域,对于这一研究对象的历史形态、内涵特点、社会文化价值等做理论概括和深入阐释,必须确立适用于它的基本理论范畴,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应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紧密结合,在“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中确立基本的理论范畴,譬如在重点研究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流变史的基础上,确立其基本性质,阐释其社会、文化、审美内涵,研究其社会文化功能等.在研究中要注意将“还原”与“阐释”相结合,而综合性的话语分析、参今鉴古、多重证据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构中的中西比较意识

从传统“诗文评”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作为“它者”的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潮的介入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推动力。20世纪初,大举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直接催发或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阐释,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构。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隐含了一种天然的中西比较意识。     

略论刘禹锡谪居朗州以后的文学创作思想

贬谪朗州对刘禹锡的诗文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禹锡的“气干文支”、“立言寓言”和“辄立评议”的创作思想同韩愈的古文理论是互相呼应的 ,“氓谣俚音 ,可俪风什”更使其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成就。     

一位经典作家的批评接受史——“菲茨杰拉德现象”解读

从文学批评接受史的角度出发,综合分析美国小说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接受状况,阐述了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菲茨杰拉德复兴”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影响,论述了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和他的小说艺术与文体风格的特色,旨在解开当今西方文学界出现的“菲茨杰拉德研究热”的奥秘,加深对20世纪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发展行程的了解。     

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

《报诸侄书》是班婕妤研究中一篇长期遭到“遗忘”的文献。本文考察了《报诸侄书》的传承情况,分析了作者的创作能力,用相关史实印证了文章内容。认为这篇文献属真且如实地反映了班婕妤的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在妇女的文学批评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受到学界重视。     

陈铨抗战时期的文学批评

以创作小说和剧本、倡导“民族文学运动”闻名的川籍作家陈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的一位文学批评家。陈铨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其独特意义在于对文化式批评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将其引入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民族的苦难、留德的背景使陈铨在进行文化式批评时特别推崇“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盛世文学”。     

范式转换与批评史学科重构——试探以关键词为纲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

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多以时间为线索对过去的文学批评进行梳理,以体现撰史者的社会立场、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在新世纪的文论生态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应突破传统的著述体例,借鉴雷蒙·威廉斯开创的以阐释核心术语来反思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词批评”的研究范式,以理性思考学科性质为始基、以对学科发展的全景扫描为门径、以勾稽爬梳关键词为中轴来探索以关键词为纲重新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样,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精髓和逻辑演进脉络,从而促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其范畴体系的转型与重构。     

刘禹锡的屈子情结

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高标,对后世文人、文学的影响巨大,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在行为和创作上都深受屈原精神的影响。他一直关注纪念屈原的建筑物和民俗活动,这些都成为其文学书写的重要题材。他追步屈子精神,初心不忘、坚韧不拔,为政一方则关注民生、抚恤爱民,深受百姓爱戴。刘禹锡效法屈原改造民歌,创作《竹枝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创作中借鉴了大量屈原的经验,善用比兴手法,发扬屈原“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探讨天人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是中唐时期哲学的制高点。     

饱霜孤竹声偏切 带火焦桐韵本悲——论刘禹锡贬居朗州期间的诗作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独树一帜的诗人。他以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在当时便赢得了“诗豪”和“国手”的称誉。审视刘禹锡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贬居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的十年。这十年,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转折时期、开拓时期、收获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一系列     

刘禹锡与“竹枝词”的诞生

刘禹锡在朗州(常德)十年,文学创作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受傩祭、傩戏表演中唱词的启发,创制了“竹枝词”的民歌形式.刘禹锡在夔州任职之前,已经在朗州、连州(广东连县)盘桓17年之久,早已创作了许多竹枝词.因此,说竹枝词产生于刘禹锡在夔州(重庆市奉节县)任职以后,既与史载不符,也与实际不符.     

便引诗情到碧霄——论刘禹锡诗的个性特征

刘禹锡远绍《诗经》、《楚辞》的创作精神 ,近取杜甫博大浑涵之风、民歌俗谣清新刚健之气 ,使其在名家辈出的中唐诗坛独树一帜 ,其诗作始终贯穿着一种豪迈刚劲之气。本文从意气豪迈的秋歌、正气凛然的壮歌、朝气蓬勃的暮歌三方面论述了刘禹锡“豪劲”的诗歌个性特征     

刘禹锡改削白居易

刘禹锡改削白居易诗一事,对人颇有启迪。白居易的《板桥路》一诗写得不够出色,经刘禹锡“稍加删削,改易数字,便觉精采动人。”(《唐绝句史》107页)白诗如下:     

历史、本文和文学批评的理想

的确,翻开文学批评史常常会使我们陷入困惑之中,这二千年的文学批评史并没有为我们作出“什么是文学批评”的结语。文学批评的历史随着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书写下来,因而不可否认文学批评是一种涉及直觉反应和感情的精神活动,然而这种精神活动到底是依据于本文之外的某种客观对象的性质还是纯主观的审美判断活动呢?文学批评有没有客观标     

先秦两汉文论的“形而下”特征——中西文论比较丛谈之一

一尽管在二十四史里有“文苑传”、“文学传”,其中偶也涉及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如传前、传后的“序”、“论”常常谈到某一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什么样的文学风尚,但那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史传、文集、诗文评等著作中也往往涉及文艺批评史上的一些问题,但那也不能算“文学批评史”,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外     

比类：汉语思维与传统文学批评的过程性特质

比类即古人谈艺论文时常随文取便，援引与文学无涉的领域描述创作鉴赏过程，并用多领域概念展开批评的现象。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或批评方法，更是由汉语造字时的跨类联想所决定的普遍言说方式和致思模式，清代小学家戴震便将“六书”中的比类视为传统比兴批评的基础。因汉语与印欧语中种属明确、层级清晰的表述习惯有本质区别，为了整体把握比类的思维特质，有必要借助“精神科学”对语言与推理逻辑关系的反思，以确认所谓传统文学批评的“零碎散漫”“不成系统”并非缺点，而是更契合于体验过程性的特点，进而强调古文论的研究应回归立足“汉语性”的“总体史”和“过程史”,不再执着于体系建构的“观念史”。     

漫话溪州竹枝词

“竹枝”,原是流传湘鄂川黔边的一种民歌.唐代诗人刘禹锡依据这种民歌的格调,创作了《竹枝词》共二十一首,遂成为唐代中叶以后风行的一种诗体.湘西土家族聚居各县,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左右,先后改土归流,汉文化大量传入,“竹枝词”这种诗体很快的被土家族地区文人所接受.永顺地区的一些文人(主要是土家族),写了大量“竹枝词”,总名曰《溪州竹枝词》.它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湘西土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吴伟业“词史”观及其影响

梅村词在清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一再被推为本朝词家之“冠冕”.吴伟业具有由“诗史”观延伸而来的自觉的“词史”意识.其“词史”观及梅村词对清代“词史”观的确立发展及后世“词史”创作具有开山之功和重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明末清初词风的转型.     

感情与人性,曹丕“文气”说的特性

曹丕的“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占有重要位置，引人注目．郭绍虞认为，“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才气”，“公干有选气”的“气”指“语气”。（《中国文学批评史》44页）罗报泽认为，曹丕的“气”，“合则为一，分则为二，‘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子有齐气’、‘公干有逸气’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分册165页）敏泽认为，“以气论文，则始于曹丕，他所说的‘气’，就是作者的气质和才性．”（《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154页）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     

应当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建设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几位前辈学者就建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陆续出版了几部颇有见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但它们大都只是从先秦诸子的文学见解,论述到清代各种流派的文学主张与理论批评活动。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情况,往往只字不提。“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也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是为了总结、整理与继承这方面的遗产,为建设具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