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民彝”思想初探

1916年5月15日,李大钊负责编辑的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李在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他的“民彝”思想。“民彝”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总结,也是他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民彝”思想涉及的范围既广且深,本文仅就“民彝”的含义和“民彝”思想的渊源作一粗浅的探讨。一、“民彝”的含义要研究李大钊的“民彝”思想,首先必须弄清“民彝”的含义。对此,学术界的认识是不一致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正> 评价陈独秀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转变时,我们很少甚至还没有把他的宗教观作为他博杂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探讨它与他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关系。其实,当时陈独秀很明确地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运动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陈独秀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的认识。本文主要从基督教这个侧面来论述它对陈独秀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影响。     

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理论探析

当前,“第三条道路”思潮正风行于大西洋两岸欧美主要的发达国家。它声称超越老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和新右派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走一条中间道路。它的提出有着复杂的现实政治背景和思想历史渊源,而与当前中左政治在欧美的普遍回潮直接相关。人们注意到,现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3国是中左政党执政,欧洲成了“粉红色的欧洲”;而在美国,克林顿自称“新”民主党人,并早在去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就宣称“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第三条道路”。〔1〕这为“第三条道路”的推行赢得了广阔的地域空间,尽管它“没有一个惟一的蓝图”。〔2〕当然,对“第三…     

曹禺“试探新路”原因浅探

我国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在他早期创作道路上,有一个令人迷惑而又耐人玩味的问题,那就是处女作《雷雨》,虽使他一举成名,然却未曾赢得他特别钟爱。他写完之后,就对它产生了“厌倦”之情,决心抛弃它的结构形式,提出要在新的创作中“试探一次新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呢?这是一个使人深思而又长期不得其解的问题。鉴于这一问题对研究曹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极为重要,目前又未曾深入探讨。因而本文想试以作者自己的有关论述为钥匙,联系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及思想与创作实际,作一番探讨。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和创造性恩格斯“自由与必然”关系原理的启示

恩格斯关于“自由与必然”关系原理启示着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有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基本规律: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需要发展。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自由”创造性则在于依据规律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深度的发掘、开发、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只能在规律中进行,在创造中发展出新。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跋

我国有关“李大钊研究”曾长期存在着一些重大史实性错误。如把早年———辛亥革命时期的李大钊说成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把他当时的政治思想觉悟说得比孙中山和黄兴还高，是他，而不是孙、黄，“最早”认清袁世凯盗权窃国的“反动本质”，“首先”发表反袁文章。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的论断，长期被认为是正确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状况，经３０余年而无人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它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误解与曲解，究其思想根源，是和我国现代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某些先验性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紧…     

“安乐窝”的来历及实质

张春桥同志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讲到,某些组织上入党而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的共产党员,“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些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这就提醒我们要警惕这样那样的“安乐窝”出现,要(产刂)除已经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安乐窝”。“安乐窝”是什么?是不是仅仅指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决不是这样!这个名称,从它出笼来看,就是搞反动复辟的黑巢穴。北宋唯心主义理学家邵雍出于卑劣的政治目的,“隐     

从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关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

文章以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道路“由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从而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毛泽东对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而少有理论清理的痕迹,这对于以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早年推崇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希望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和良好的国民道德修养改造社会,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新文化运动后,李大钊扬弃了“圣王”思想的奴性消极面,把其积极面和西方民主思想融合,构成了他的新“外王”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同等重要,把传统“圣王”思想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李大钊的“调和论”的理论价值

李大钊的“调和论”含义极其丰富,它既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又是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他认为“调和”与“对抗”一样,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他赞美“调和之道”与“调和之美”,肯定“协合”、“互助”、“爱人”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提倡“两让”、“容人”,以达中和之道。他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李大钊社会主义民主观简论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不排斥民主,而且要发展民主,它在精神上与德谟克拉西是相同的;自由与秩序是相辅相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纯正的平民主义,’即“真正的工人政治”的必经阶段。文章对李大钊社会主义民主观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思想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马克思晚年设想与社会主义事业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 ,是对他世界历史思想的科学拓展与理论延伸 ,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理论意义 ,在于它揭示了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成就的途径来开创世界历史发展的可能性。这与现今我们所致力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某些方面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民本”“民主”之比较

将中国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作一比较,从中窥探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和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民本”思想的产生,可追朔到西周的“敬德保民”,而“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正式排座,则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际。这以后中国的开明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看,“民本”的思想主要精神不外乎;民众是社稷之根本,天不可畏民可畏,故欲得天下,需先得民,而欲想得民需先得民心。西方民主理论的出现有个过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谓民主,只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所理解的多数人统治的形式,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以自     

论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维度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取向,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民主共同体”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人的本性。它是一种“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状态。这是我们理解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前提。     

留日与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嬗变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 ,李大钊在艰难的探索中不断进行思想的脱胎演进 ,他由主张通过改造人心、改造政治、推进国家的民主建设的调和论者 ,成为了革命的暴力论者 ,并形成了以“民彝”为核心的政治观 ,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立法家、政治家与公民——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一种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亚氏对城邦政体的制度分析,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从“人的因素”视角看,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他创造性地将德性、公民与政治三者融为一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优良的城邦就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体：公民依据各自的德性和能力各司其职;政治家维持着城邦政体的良好运转;立法家监测城邦的政体,并对出现的不良倾向提出校正方案。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贡献不在于他找到了什么是最优良的城邦制度,而在于他发现了一个优良政体的趋向及其得以保持的优良条件：有德性的公民、良好的政治家以及立法家的常在。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批判林彪的“全才”与孔丘的“君子儒”

培养什么样的人,走什么道路,这是决定教育性质的根本政治方向问题。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增进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唯一的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伟大目标。我们所要培养的是朝气蓬勃的、充满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劳动者,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而自孔孟以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则是为奴隶主封建贵族阶     

“以德治国”应以“以德治政”为核心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 ,这是我们党提出的重要的治国方略。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如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一个国家的繁荣 ,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 ,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 ,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 ;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 ,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 ,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 ,真正的力量所在。”(马丁·路德 )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我国社会各阶层、群体的道德面貌出现滑坡 ,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出现混乱。“民无德不立 ,国无德不强。”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中 ,既要加强法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