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铜器铭文错铸札记

青铜器虽为传世重器,但由于铸造时要经过制模、翻范和浇铸等工序,再加上铸造文字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精细和复杂的过程,所以铭文错铸现象是在所难免的.本文从字形相近致误、笔画缺损致误和结构错乱致误三个方面,对西周铜器铭文错铸现象进行梳理,进而总结其规律,为金文研究者提供参考.     

铜器铭文所见西周刑法规范考述

研究西周的法律制度,历来以凭藉文献资料居多。古代文献记载固然能为我们勾划出西周法律制度的基本轮廓,但由于文献不全,加之不少文献系后代儒生追记,这就给研究西周法律制度造成一定的困难。随着西周青铜器的大量出土,其铭文记载就逐渐地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憾。在青铜器研究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注》的过程中,笔者有幸参加其中部分工作,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西周铜器铭文,深感铭文为研究西周法律制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这些铭文或可以同文献材料相印证,或可以补正文献记载之不足。本文试就铭文材科,对西周的刑事法律规范,作一个初步的考述。     

西周墓中出土蛤蜊的分析研究

西周墓中随葬蛤蜊现象在学术界尚未有人作出相关论述,仅将其笼统定性为装饰品一类。文章从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出发,对西周墓葬中蛤蜊出土的地区、数量及摆放位置进行汇总、量化分析后发现其作为墓中的一类随葬品,有着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且自身独特的生物特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所在地域的古环境,为进一步探索周人的随葬习俗和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广东出土两晋南朝墓砖铭文考察

两晋南朝是广东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广东地区历年发现为数众多的两晋南朝砖室墓,墓砖铭文丰富,为研究广东两晋南朝史提供了重要材料。根据考古材料,分纪年、记事、吉祥语、人名、墓志、社会背景等类别考察砖铭内容,并略述广州地区、粤北地区、西江地区三地砖铭的区域特征及历史成因。最后提出砖铭纪年中存在的建墓时间及特殊年号问题。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福思想的经典命题。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福思想的经典命题。     

论西周铜器文字演变的轨迹

文字形体结构的流动变化是绝对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在汉字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形体结构是处于一种时缓时急、或微或著的演变之中。西周东周金文的形体结构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按这一总模式演变着。但是,金文的流变既不同于殷商时的甲骨文,也区别于秦小篆、隶书等形体结构的演变,它有自己的面目和特征,一条独特的演变轨迹。因为它处于一个既不同于甲骨文,又不同于小篆、隶书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给与之相联系的文字演变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赋于了鲜明的特征。和两周金文的形体结构的演变相联系的时代特征,主要有以下这些:     

眉县青铜器和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思路调整

利用青铜器纪年铭恢复西周的历史年代是20世纪古史研究中一个强烈的愿望，人们坚信，只要正确理解了铭中的月相含义，就可借助合天的历谱推知器物的相应王世，系联多器进而推算出整个西周时代的历年。2003年陕西眉县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器打破了这个率直天真的想法，这批器物的铭表明，西周历法的精确度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高，因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还不足以得知西周一代的年历，与此同时，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思路亦应作相应的调整。     

关中地区发现的西周火葬墓

2001年陕西华县东阳墓地发掘中,发现2座西周时期的火葬墓,周原扶风黄堆和最近发现的周公庙32号墓,也都发现有火烧现象,说明在周人统治的近畿或中心地区,也有火葬的习俗。据此,对关中地区西周火葬墓的形式、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火葬墓的存在是一种处理意外死亡、具有较高地位死者的葬俗。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镜纹饰研究

本文对南越王墓发掘的39枚铜镜就其特征详细分类．同时从形制、镜背纹饰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解析,通过不同时期的各类造型,探寻南越王墓铜镜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     

论西周青铜器与铭文的文化功能

西周青铜器是礼乐制度的产物,因此它的形制、纹饰乃至排列组合都昭示着既定的礼乐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指的就是青铜器能从各方面展示出礼乐规范的重要功能,铸鼎象物无疑就是铸鼎显礼铸器以显礼。天子铸器以沟通天地、承接天命,而公侯大夫铸器无疑也是通过祭祀向祖先祈福,以保佑后世子孙,其背后的意义同样也起着展示权力、规范秩序的重要功能。青铜器是西周制礼作乐的载体,青铜制度往往就是礼乐制度,青铜观念往往就代表着礼乐观念。     

山东高密县姚哥庄蛲虫感染的初步调查

蟯虫在我国感染的情况报告,自秦,張二氏(1943)(1)在成都开始用玻璃紙拭肛法为学童檢查后,相继有高,周二氏(1951)(2)在天津,陈氏(1951)(3)在广州,赵,楊二氏(1954)(4)在鎮江,王,董二氏(1955)(5)在青島,沈,吴二氏(1965)(6)在西安,谷,廖二氏(1955)(7)在長沙,高,郭二氏(1955)(8)在保定,徐,王,冯,徐四氏(1955)(9)在成都,蕭,王,潘三氏(1956)(10)在南昌,張,康二氏(1956)(11)在泰安,康,张二氏(19     

汉代铭文研究的新篇章——评徐正考博士的<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始于宋代。其主要成果可以分为图录类,以吕大临的《考古图》等为代表;款识类,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为代表;考释类,以赵明诚的《金石录》等为代表。在著录体例、器形的绘制描述、铭文考释以及器物定名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宋人关于汉代铜器铭文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在器形的辑录方面,只有线图和描述两种形式;铭文则只有摹本,且摹写失真之处多见;考释的范围仅限于人名、地名和国名等专名。总之,宋代的汉代铜器铭文研究贡献在于其开创之功,但还缺乏学术研究的广度和…     

三星堆两座器物坑出土铜器的相关问题研究

铜器在三星堆两座器物坑内器物群中占据重要地位.比较两座器物坑出土的铜器,会发现它们不仅有相同和相似的器物,而且有的同类器物上存在一定差异.本文重点分析了两坑出土同类铜器上存在的一些差异之处,并认为这种差异是人为有意造成的结果.成都平原以三星堆器物坑内出土铜器为代表的青铜文化有自身特点,与商代中原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裘卫诸器铭文所见西周贵族社会的流动性?

利用金文的资料可以分析西周的阶层垂直流动问题。运用1975年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铭文,结合社会学理论,可以分析西周社会中贵族的流动性问题以及自下而上的流动机制,对于传统等级社会的说法有一定补充,进而理解西周社会结构变化的规律性。     

唐墓中出土的铁牛铁猪

墓葬中出土铁牛、铁猪在五代、宋、金、元墓葬中较为常见，其上限则不甚明确；而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开展，逐渐在一些唐代墓葬中也发现随葬有铁牛、铁猪，这无疑为我们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一丧葬习俗的情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本将以唐基中出土的铁牛、铁猪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在宋元时期的流行情况，据此进一步探讨铁牛、铁猪在墓葬中的演变及其性质和作用。     

■匜铭文集释及西周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窥探

西周时期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是一篇涉法铭文,其中涉及到的犯罪是诬告罪。本文在对铭文进行集释和翻译的基础上,总结出这次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这有助于了解西周时期的法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