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四友”及其政治、文学考论

"文章四友"是初唐后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学群体,形成于武周天授元年九月到天授三年正月。虽然他们诗文兼善,但这个称号主要还是来自文的成就。崔李苏杜的排名,源于一种与声律相关的语言习惯,而非年辈、地位及文学成就等其他因素。"文章四友"主要凭借文学才华,在武周时期仕途大盛,忠于武则天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之事,并因之而与"二张"、武三思等过从甚密,他们的政治倾向事实上已经背离了李唐政权。"文章四友"很大程度上属于御用文人,在庙堂文学的创作方面颇有成就,他们主导的宫廷诗风,对近体诗格律的最终形成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李峤、杜审言在这方面的实际作用,甚至超过"沈宋"。"文章四友"绝非浪得虚名,都有足以奠定自己文学地位的经典作品,但长期的台阁生涯及侍从身份,导致他们日渐缺乏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不少作品内容苍白,思想贫乏,这是他们不为后世所重的重要原因。     

论大学生"村官"成长所需的"四驱动力"

实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迫切需要一大批密切联系群众、带领农民致富、促进农村稳定的农村基层干部,迫切需要一大批有现代知识、现代思维、现代眼光的优秀青年才俊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大学生到农村任职、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既需要大学生本人提高思想认识和能力,还需要家庭的支持、学校的培养、政府政策的落实等.     

践行"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工会的"四项职能"作用

践行"三个代表",充分发挥工会的"四项职能"作用,一要处理好工会在维护职工利益与党的领导、行政工作和法律法规的关系;二要加强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三要充分发挥工会的建设职能和教育职能。     

"四维"与"五德"历久弥新的中华传统荣辱观

荣辱观念古来有之,古代思想家历来十分重视荣辱观念。先秦诸子的“四维”(礼、义、廉、耻)与“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华传统“知荣明耻”的试金石。     

关于京剧"四大名旦"的称呼

以梅、尚、程、荀命名的"四大名旦",其称谓的由来,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评选活动,从此,"四大名旦"之说成为四位男旦艺术风格和流派形成的标志.     

皎然"三格四品"说与"吴中诗风"

皎然<诗式>是唐朝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中的"三格四品"之论是解读吴中诗风的重要一环,它的形成和理论内涵与"吴中诗风"密不可分.不了解皎然的"三格四品",很难对中唐诗歌思想的全貌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扬雄"四赋"考论--兼论扬雄"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四赋"是指扬雄入仕后所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文章就"四赋"的写作时间、旨趣和表现手法分别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评述."四赋"的创作,证明扬雄是一个关心民瘼、以天下治乱为己任的文人;而这正是他"三世不徙官"的重要原因.     

"一带一路"背景下"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的传承与译介研究

近些年,从哲学视角对"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诠释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从译介学视角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诠释和译介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张载四为"之中国精神可以诠释为合作共赢、造福百姓、和谐共生、天下大同等,其国际化的译介模型包括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受众、译介途径、译介效果等.     

文儒之戏与词翰之才——《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背后的文学政治

晚宋郑清之、林希逸、刘克庄、胡谦厚等人的《文房四友除授集》,向来因其为游戏文章之总集,而不受人重视。其中,郑、林之文作于淳祐六年(1246),刘克庄之文作于淳祐八年,胡谦厚文约作于淳祐十年或之后。伴随其时的政局动荡,以及郑、林、刘三人的仕宦起伏,还有胡谦厚困于场屋的境遇,四人同作此类除授文字,其意非仅在于游戏,更在彰显词翰才华,同时透露各自不同的政治考量。宋本《文房四友除授集》中存录林希逸、刘克庄及胡谦厚序三篇,陈垲跋一篇,是极其重要的文学文献。     

"三个代表"思想与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总结15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80年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基本规律的科学概括,它为新世纪加强领导班子思想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     

新诗发生与百年诗体建设

百年中国新诗诗体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新诗发生之中寻找到深层的答案.新诗的发生,把旧诗推向对立面,造成百年旧体诗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造成百年诗体建设的偏狭;发生期新诗在体式上的特征就是"自由",造成百年自由诗体的强势地位,制约着其他诗体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定型或准定型诗体;新诗发生期对外在格律形式的轻率否定,成为一种定势思维,制约着新诗格律的探索,百年中国走过了一条新诗自由化把律化推向边缘的诗体建构道路.     

近体诗创作中的四声递用与抑扬清浊阐说

四声递用与抑扬清浊之说 ,便是古人在“进一步安排”上用心而作出的发挥。有关这两方的论述 ,见于明清两代的诗论家 ,尤以清人论述为多。本文将就其意见进行疏释、分析或补充     

文体范型的冲突与和谐——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反思

在中国新诗文体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中,突出体现了"有型"与"无型"、欧化与民族化、散文化与纯粹化这三对既冲突又和谐、既对立也和解的矛盾统一关系。而如何解决好这三对矛盾,乃是新诗文体现代性建构的关键问题。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格”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格”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格”最早在北宋中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至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格”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从创作主体人品才性学力角度探讨词格,从诗词体制上立论格调之别,对词格审美特征与要求予以论说,并对词格创造予以考察。上述两个维面,将“格”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充分展现了出来。     

新诗文体建设的四大误区

新诗文体建设的核心是新诗的音乐性问题。音乐性是新诗最薄弱的一环，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新诗文体建设中的四大误区：（１）新诗拒绝音乐性；（２）新诗贬低外在音乐性；（３）韵律就是刑具；（４）民族诗歌传统的断流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的历史反思

中国现代诗歌文体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现代诗歌文体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现代诗歌是否需要“通套”形式？现代诗歌文体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寻？自由诗体与现代格律诗体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需求？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研究现代诗歌文体？对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重新反思。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牛汉诗歌的美学风格与"七月"、"九叶"诗派

牛汉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长达60余年,至今仍未间断。作为"七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历程与该流派之间出现了由游离到紧密联结直至发展超越的关系。笔者试图以牛汉诗歌美学风格的变化为切入点,对"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在审美品格、思想文化渊源、诗艺特点等方面进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