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识错误视域下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区分

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区分应以犯罪构成与构成事实的分立为前提,不能以具体的构成事实来反证抽象的犯罪构成。以发生人身伤亡的危险性限定抢夺罪成立范围实际上将抢夺罪界定成了危险犯,但又与危险犯的基本原理相冲突,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区分仍应以秘密性作为标准。盗窃罪和抢夺罪是法益侵害层面的重合性犯罪,两者的区分可以依据抽象的事实错误理论来解决。     

抢夺行为的定型化与体系性解读 ——从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分切入

文章以刑法体系解释和罪刑结构为视角,回归刑事本土化立场,秉持刑法学界的理论通说,坚持将公然和秘密作为盗窃罪和抢夺罪的界分标准,以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实现罪刑均衡。基于对盗窃罪与抢夺罪行为特征的分析,明确公然性是抢夺罪的本质和核心特征,公然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夺罪,并非所有的抢夺行为都具有致人伤亡的可能性,“对物暴力”不是构成抢夺罪的必备要素,财物“紧密占有”的含义需要扩大解释为处于被害人视线范围内的财物。     

论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区分——以一起典型案件为例

论述了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区分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由一起案件出发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认为总体上当前国内主流观点和张明楷教授提出的新观点都有一定缺陷。并通过对国内学界主流观点实施有限度修正克服缺陷有效完成了盗窃罪和抢夺罪的区分。     

腐败犯罪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界分标准

治化反腐和冤假错案防范的有效实现,需要审判人员对腐败犯罪事实证据的精准审查。通过对腐败犯罪案件中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的类型分析,提出“程序违法程度、证据的客观性和程序正义”作为腐败犯罪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界分标准。从而对非法言词证据、非法物证、书证以及瑕疵证据适用不同的排除规则,为有效实现法治化反腐的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盗窃罪秘密性要素的去留——以盗窃与抢夺的区分为中心

对于盗窃与抢夺的界限,现今有新旧两说之争,旧说以行为秘密与否来区分二者,新说则主张以暴力程度为区分标准。新说在推演逻辑、构建思路和界分标准上难以实现理论自洽,在一定程度上还消解了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不足以成为一种有力的学说。新说对旧说的批评也多基于对旧说的误解,难以撼动旧说的根基。在确定秘密性要素为客观的违法要素后,旧说的理论体系危机得以解决,其所提出的区分标准更为妥当。     

刑法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最核心的争论在于运用的位阶上。而在逻辑上的争论又不断上升到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争论。刑法价值理念的争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存在着张力,二者之间的争论似乎永远存在。学者力求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但又因为社会的变化而显得难以把握。法律一方面要在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内显现出一种刚性的法律结构,另一方面又要在正义与公平的价值观下富于柔性的人性关怀。然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在刚性与柔性中相互掺杂．但二者的争论目的都是为了得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误解澄清与理性选择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曾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但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双方的观点差异甚微。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均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均采纳形式判断与实质判断相结合,均受文义解释的约束且拒绝类推解释。双方在不同层面进行论战,存在诸多误解。应走出这种无意义的争论,认识到解释结论的差异源于每个解释者的信念体系和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的不同。这种差异在疑难案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是刑法解释无法克服的,应诉诸刑法论证加以解决。刑法解释与刑法论证的哲学根基有所不同,解决具体案件的思路也存在差异。对于大多数案件来说,仅采用刑法解释就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必再动用刑法论证;而在处理疑难案件时,应结合刑法解释与刑法论证的方法,运用主体间性思维解决刑法适用的困境。     

论文学作品解释的可信度标准

后现代主义倡导“怎么都行”,反对运用解释标准衡量和评价对作品的不同解释 ,除了社会政治背景的原因外 ,不能否认现有的解释标准不是倾向于用作者意图或文学专家决定解释是非的独断论 ,就是倾向于消极认可多数人的解释 ,再不然就只是些难以具体操作的参照观念。本文认为对作品的正解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并不认为各种解释具有同样的可信度 ,建议用可检验性原则 ,排斥那种允许自身矛盾 ,包容相反事实 ,无法验证其是非的非科学性解释。对可检验的解释 ,则将其与相关事实证据比较 ,依据解释观点和相关事实之间一致性或无矛盾性原则来确定其可信度     

从一起案件看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界分

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界分是一个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就盗窃罪和职务侵占罪展开判断主要包括利用职务便利、涉案财物处分权、被侵犯财物自身状况三方面。     

公共行政中的公共事务界分

公共事务是与社会公众整体利益、共同利益相联的各种活动。公共事务属于社会事务的范畴,它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共享性和非营利性等基本特征。公共事务的范围界定标准是多维的。社会公共需要是界定公共事务范围的根本依据。公共事务的内部结构可分解为不同层面或部分。     

侵占罪适用问题探析

侵占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一个新罪名。通过分析人对物持有、支配关系的主观意识 ,遗忘物和遗失物的区别和行为人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时间 ,界定了侵占罪与盗窃罪、侵占罪与不当得利 ,进而指出侵占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将他人的遗忘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案发前拒不交还的行为 ,旨在解决由于法律条文抽象性和相关司法解释滞后性的矛盾 ,使法官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客观、公正的评判。     

对我国现行盗窃犯罪既遂学说的反思

盗窃犯罪是我国发生率最高的犯罪,严重侵害了我国人民的财产安全和生活安宁。由于盗窃犯罪在实践中形态各异,中外刑法理论界关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论,而且目前关于认定盗窃既遂与未遂的理论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难以适用的问题。以财物的控制方式为突破口,财物的控制方式首先可分为室内控制和室外控制,各又都可以分为随身控制和非随身控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盗窃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论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语用阐释

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可以为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语用学分析方法。关联理论认为人类语言交际是一个通过寻找关联进行明示——推理的过程,翻译活动是一项涉及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双重交际。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对交际做了新的诠释,合理地解释了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     

论职务侵占诸要素的认定

认定职务侵占罪需认定四个要素 :认清侵占主体的身份 ,即主体身份必须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以及非国家公务员身份 ;认清侵占主体的主观目的 ,即其目的必须是明知且故意非法占有公司、企业、单位的财物 ;认清所侵占的客体和对象 ,必须是其本人不具有所有权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公私财产 ;认清行为人的客观表现 ,即行为人必须是利用职务之便 ,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公司、企业、单位的财物。     

从空间理论解读梅尔维尔的《比利·巴德》

在麦克·克朗（Mike Crang）的《文化地理学》的启示下,文章探讨了《比利·巴德》中表现出的空间观。在军舰这个等级空间中,绝对权力与人性缺失间的关系则是文章分析的基础。分析军舰这一意象可以发现,权力和人性的冲突已经内化到特定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军舰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载体,其本身也成为权力纠葛中的一个因素,并决定故事发展的进程。文章尝试从多角度深入分析空间在作品的体现,以期促进对梅尔维尔的认识。     

口译中的语境动态顺应

口译是一种动态交际行为,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意义转换。在口译过程中,语言的意义通常是根据语境来确定的,同一个语言单位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将语境顺应论引入口译研究,并分析在口译过程中如何实施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动态顺应使译语有效再现原语的语用价值,进而提出顺应论下的口译过程包括理解原语、顺应语境、选择意义、策略运用和目的语重构五个部分。     

论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

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问题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内在融通,找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在实践基础上打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思入时代”、引领时代的思想通道,从改革开放的当代视野出发重演基本原理体系的真实思想,使其本真精神和科学价值全面介于并活跃于当代实践之中;还必须确立一种中国化、大众化的根本立场并向着未来的实践积极筹划,确保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成为革新时代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策略考虑,在其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中获得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式拓展。     

顺应论视角下以语境为依托的口译选词策略探微

以顺应论为维度来探究以语境为依托的口译选词的基本策略。主要从语言、情景和文化三大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口译实践中如何做到三者的协调顺应。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而辩证的探讨 :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 ,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原意———“志”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 ,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犯罪化标准的中外差异

不同法系对犯罪的评价不同,导致实质的犯罪概念存在着一些差别。法益侵害说作为犯罪的本质具有限制刑法调控范围的积极意义,它可以涵盖所有的犯罪。只有在探讨犯罪本质的同时,引入量化因素进入实质的犯罪概念之中,才能使立法者在决定犯罪的界限时有可以参考的基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