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与汉代乡治

汉代思想家无不把乡里道德教育看作是治国之大务 ,当时乡里道德教育主要有乡官表率、乡里教育和彰表楷模三种途径。道德教育对造就淳厚民风和加强乡里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汉代察举制概论

察举制是汉代实行的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通过察举制的实施 ,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不仅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 ,而且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弄清楚察举制度产生与演变的规律、特点、内容及其在推行中利弊得失 ,对于研究汉代的官吏选拔制度和政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学术理论意义。     

汉代里的教化职能

汉代基层行政单位里的教化分为社会教化和学校教化。社会教化的施教者里吏全员参与,除此外,里祭酒为里中专职负责教化人员。学校教化由专职人员里师负责,受教育对象为里中五至十四岁适龄儿童少年。教学内容包括公共政治课《孝敬》,必修课《六甲》、《九九》、《急就》、《三仓》、《论语》等。受教对象年度学习时间为阴历一月至五月,八月至十一月;其它时间学童自学和参加社会实践劳动。里中的序为适龄儿童少年的学习场所。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推行社会教化的核心内容,学校教化是国家推行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起于汉代,以儒家学说为教授内容的学校教化系统在全国的建立,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官方教化体制的基础。     

汉代教育特点论略

汉代教育主要有四个特点：儒家教育为教育的主流；突出教育为政治的服务性；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官学与私学并行。汉代教育为后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起了推动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六朝历史与文化 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东林党议与中国古代清议传统

晚明的东林党议,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的清议传统直接相关.中国古代的清议传统,一方面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政治制度为其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清议这一政治现象对传统政治既有补充和完善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传统政治中伦理和政治不分的特性,使得清议往往具有泛道德性,进而偏离其政治批判的路向.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论析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形成于政府划分文武职官和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确立。选拔官吏的途径很多 ,各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时代特征。举其要者 ,有战国时代的“客卿制”、两汉的“察举”与“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客卿制”注重实践性 ,但缺乏必要的教育程序 ,具有较为原始的色彩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获得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具有强烈的特殊主义与感情色彩 ,是典型的“任人唯亲” ;“科举制”作为一种“自致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在贯彻公平原则上较为彻底 ,体现了择优录取、一视同仁的合理化原则 ;“察举”与“征辟”是一种“赞助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介于“获得性”与“自致性”二者之间 ,过于原始、粗疏 ,容易发生不公平现象 ,缺乏合理化的有效保障。科举制不仅在于考选人才 ,对于维护中央集权 ,促使社会流动 ,有更深层的作用。     

里父老与汉代乡村社会秩序略论

在汉代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中,除官方设定的地缘组织与管理者之外,还活跃着“里父老”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里父老并非朝廷命官,但又被官方认可。他们一方面对宗族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权;另一方面,对乡村秩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维持乡村治安、督促农桑、催缴赋税,还是祭社、求雨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活动中,都有里父老参与其中。里父老在汉代乡村社会的秩序中,起到了官方地缘关系与宗法血缘关系交汇点与结合点的作用。     

试析汉代的宇宙生成论

汉代哲学的宇宙生成论,按其本原的属性可分为物质性的本原生成论和精神性的本原生成论两种类型。它在天道观方面融合了儒、道的宇宙本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向宇宙本体论转化的倾向,其宇宙生成过程论也趋于繁琐化、神秘化。汉代宇宙生成论的这些特点是当时社会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反映,并为魏晋玄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     

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

东汉建武元年,国家开始设置河南尹。河南尹既是畿辅地区的名称,也是京畿地区长官的名称。作为京畿地区长官的河南尹具有对畿辅地区和首都洛阳的管理权,并且,起到保证首都洛阳社会安定的作用。东汉国家还使河南尹能够参与国家的政务和礼仪活动。国家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官员中选任河南尹,对河南尹的选任注意到籍贯的回避。从河南尹的职掌和选任的情况来看,河南尹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官特征。     

略论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

西汉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前期 ,黄老主要的工商思想先后得以付诸实施 ;中期 ,实行的是剥夺工商权益、强化对工商业干预控制的管理政策 ;后期 ,则是随着盐铁会议的召开而对工商管理政策加以调整。经过以上三次较明显的波动和摇摆 ,在政治干预的总前提下 ,呈现出以暴力色彩浓厚的干预到经济手段逐渐加强的层次变化 ,而这一变化恰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大体同步运行     

东汉河北人口的迁徙与变动

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迁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匈奴的内附。东汉中后期,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秦汉旅游主体的构成

旅游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现象。秦汉时期旅游活动已很兴盛 ,其旅游主体的构成也很有时代特色。秦汉旅游主体是由最高统治者、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知识分子、外交使节及下层劳动人民等组成的 ,其中 ,最高统治者、王公贵族、富商大贾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简论先秦杂家与西汉学术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不仅催生了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这样兼摄百家之学的学派;反过来,先秦杂家在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又推动和引领了诸子百家杂家化融合的潮流。先秦杂家充当了先秦子学与汉代经学之间学术转型的主要载体和媒介,西汉诸子学的学术成就不仅打上黄老道家的烙印,更多的则是杂家化之后的产物。《淮南子》代表了西汉杂家最高的学术成就,《春秋繁露》则是西汉杂家儒学化后最为成熟、完美的产物。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