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的“仕”与“学”

翁方纲是清代著名学者。他20岁中举,仕途平坦,然并非一无波折;先辈及同时学者,尤其是挚友尹嘉铨的文字之狱,难免会或隐或显地影响其处世哲学。"时刻兢兢畏惧"的審慎贯穿了翁方纲作为学者型官宦的一生。而作为学者的翁方纲,其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与"高广渊博"的学识更被同事、友朋乃至当朝帝王普遍认同。在"仕"与"学"之间,翁方纲不仅对后者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更把它当做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毕生追求。     

退而更化:历史传统的重建——试论国学复兴应以“读史”为中心

中国大陆兴起的“国学热”,是在社会急速发展导致价值观缺失前提下的一次文化上的自我救赎.全社会都有意无意参加到这次文化复兴的浪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读经”一度成为国学复兴的核心手段,本文拟从国学体系的分析,进而分析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借助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断,指出国学复兴中,应该以“读史”为核心推进传统文化复兴,并指出恢复史学传统,借助读史能有效地推动国学复兴运动,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和历史感的建立有着莫大好处.     

“濡化”与“涵化”:中国教育学内涵更新的机制探寻

借用濡化和涵化这一对文化学概念,分析了中国教育学的内涵更新机制:中国教育学系统内的传承与更新的主要方式是在遗传中变异,与他学科、别国教育学之间的播化与互动则主要是有选择地滋养。然而,我们需要超越这种纵横二分模式,探索学科传承与播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走出一条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独特道路。     

明“化”而见“独”——《庄子》“独—化”论解析

"化"和"独"是《庄子》中重要的两个概念。由概念的词频统计和含义分析可知,"化"的涵义有二,教化与物化,而"物化"又包括了三重含义,即物与物之间的转化,人的存亡以及心之情态。《庄子》提出"化"的观念,一方面是其"气化"的世界观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其修养论思想的铺垫。《庄子》以"独"作为"我"理想的存在状态,以应和"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构建起完整的修养论体系——明"化"而见"独"。     

诠释学视域下“临尸而歌”的经典化路径

“临尸而歌”的经典化路径有两条:第一,隐存的路径;第二,显在的路径。隐存的路径是指庄子与庄子后学在通达“齐生死”的逻辑进路上有所不同。在“临尸而歌”中,庄子把生死问题置于“心——道”结构的内向人生修养框架下予以消化。在“鼓盆而歌”中,庄子后学把生死问题置于“气化论”的视角下理解。显在的路径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庄子后...     

以“情”代“性”：欧阳修“人情”内涵及对儒家性情论的影响

欧阳修继承了先秦“情”的实意内涵,以“人情”指代人们能普遍经验和接受的基础常识。在他看来,这种常识具有质实性意义,是人之为人均应具有的属性特征,从而使“人情”被抽象为具有规范意义的普适理则,成为阐释经典和审视制度的观念基础。欧阳修对“人情”的看重与其对儒家传统“性”论的批评密切相关。将“性”进行分类和价值判定的同时直接诉诸现实经验支撑的传统论述模式存在内在矛盾,并减损了“人生而静”之“性”的本体意义,流于玄远空洞。因此,欧阳修试图以“人情”代替“性”论,以恢复先秦儒家“易明可行”的学说特征,增强儒家思想的现实感和说服力。欧阳修“以情代性”的观念尽管不够完善,但对宋代“性”论的发展仍有诸多裨益。     

句法位置对短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制约——以“再说”的词汇化和语法化为例

现代汉语中作为连词和助词的"再说"是由近代汉语中的状中短语"再说"经由词汇化和语法化演变而来的。在元明清时期,短语"再说"经常分布在句首和句末两个位置,不同位置的"再说"分别发展出连词和助词的用法。这一语法化过程是由认知域投射、语用推理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早期的连词"再说"在使用频率上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异。     

“千万”、“万千”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上古时期,＂千＂、＂万＂常作数词用,二者还可并用作位数词,后发生词汇化,成为一个并列复合词,表＂众多,许多＂义。唐代时,＂千万＂虚化为程度副词,稍后就产生了语气副词用法。其语气副词用法的产生是＂千万＂进一步语法化和主观化的结果。其同素逆序词＂万千＂经历了类似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     

《老子》“为而不争”官德论——以司马迁的“循吏”为例

《老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把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道"的"自然"、"柔弱"、"无为"的本性推广到人类社会,化作"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为而不争"的为官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则可以说是具有《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的典范。"道"是万物生发之本,而"为而不争"的道德则是官之所以为官的内在根据。离开了"道"万物会失去生发之活力,而离开了"为而不争"的官德,官员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走上邪路,社会则陷于不治。《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论与司马迁的"循吏"都具有超时空的价值。     

浪漫的变形——创造社与“为艺术的(而)艺术”文学观念之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认为前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虽然深受西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这一文学观念的影响 ,但他们并未全盘接受这一观念 ,而只是与其产生了局部的共鸣 ,即在艺术发生学上坚持“为艺术而艺术” ,但对艺术产生后所具有的社会功利作用却积极认同。这就使前期创造社与西方唯美主义有了根本的区别 ,创造社是对“为艺术的 (而 )艺术”观念进行浪漫的变形后 ,借以表达对艺术特性的重视 ,要求艺术表现的自由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的、实践的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揭示物质生产活动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认为推动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唯物史观的本质是群众史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立场和观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风格的理论命题,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构建了人民本位的发展主体观、生产力决定论与人民主体论相统一的实践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开辟了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新境界,为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代唯理论者对“化质说”的再阐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例

笛卡尔与莱布尼茨是近代唯理论者的代表人物。传统上认为他们革新了旧的经院哲学,使西方哲学摆脱了神学的禁锢迎来了新的时代。但从他们的哲学对于传统基督教圣餐教仪的形而上学基础"化质说"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和旧时代关系并没有传统上认为的那么对立,并且从他们对"化质说"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后来为康德所揭示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理论问题。     

对“以德治国”的理论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立足新世纪，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治国方略，内涵十分丰富。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则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和社会系统工程。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和相互间的紧密结合，为顺利实施“以德治国”做好各项工作。     

“全真而仙”:论全真道对道教仙学的发展

宋辽金元时期出现的道教新道派——全真道以不灭的心性为修仙之本,以“全真而仙”相号召。这种对修道不必外求,只须反身内求的强调,不仅使神仙的内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对道教仙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致而百虑”与论辩合理性的扩展——对冯契一个观点的梳理、重构与引申

主体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对象又有各方面的联系并处于矛盾发展之中,因此主体间对于同一问题必然产生意见分歧。意见虽真假纠缠、对错不明,但通过不同意见、观点的争论,同时用逻辑论证、实践检验,就能明辨是非,达到真理。不同意见(包括观点)的争论是达到真理的具体途径构成了冯契称为"一致而百虑"的认识发展普遍规律的核心内容。"一致而百虑"的提出与证成,不仅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真理发展规律,着眼于"如何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等问题,它还要求在科学研究和公共领域中扩展论辩合理性,为此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反对独断论,也反对相对主义。     

语法化与主观化：“起来”和“起去”不对称分布

本文在语料考察基础上,以认知语言学的主观性和主观化为理论工具对“起来”与“起去”的不对称分布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起去”的消隐现象与“起来”的概念包容性相关;“起来”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不断增强的主观化过程,而“起去”没有获得主观性表达功能因而走向消隐。     

文化变迁视角下陪审员“陪而不审”的问题探析——以案件事实认定为例

信息文化变迁向陪审员提出了新的思维素质要求,凸显了"陪而不审"的问题,其实质是制度文化的发展滞后于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系统的关于思维方式的理论探索,求同思维长期主宰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选择,造成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意识的缺失。解答"陪而不审"问题进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需要遵守历史主义的原则,着力发掘传统文化所暗含逻辑思想的规范性,并从立法的角度对如何规范自媒体信息传播进行深入探讨。     

“治”与“化”——法律与道德发生作用方式的探讨

摘法律和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调控方式。法律是他律,具有外在强制性,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治”;道德是自律,具有内在自觉性,不具有外在强制性,道德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化”。法律是一种“阳性”调控方式,道德是一种“阴性”调控方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盛唐诗歌的“入神”与“入圣”——论许学夷的李杜诗歌“变而入神”说

许学夷以“入神”、“入圣”为切入点 ,区别李杜与盛唐诸公的成就 ,在纵向深度上抓住了李杜诗歌水平高超的关键 ,这是文学批评史上别开生面的说法。“入神”不仅需要“入圣”的能力 ,还需要“变”的素质和众多条件。李杜之“变”不是随意的 ,是“正变得兼”,“按美的规律去建造”,故能“变而入神”,创造出高于盛唐诸家的诗体。许学夷的这一认识 ,得到现代“范式理论”和文学发展论的支持 ,其方法论和学术视野表明明末清初对诗歌规律的把握已达到了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