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新出梁宁所撰王素墓志考疏

洛阳出土梁宁撰《有唐故蓝田县尉王君墓志铭并序》,志主王素,史书不载。墓志则记载了王素的生平、籍贯、家世等资料;所载王素佚诗为唐诗所无,可起到辑佚作用;所记王素与梁宁、元志的交往提供了一段新的唐人轶事;同时,志文为唐文所阙,可补唐文之遗;志文还提供了撰者梁宁的籍贯、交游、思想倾向等信息。     

洛阳新出梁宁所撰王素墓志考疏简

洛阳出土梁宁撰《有唐故蓝田县尉王君墓志铭并序》,志主王素,史书不载。墓志则记载了王素的生平、籍贯、家世等资料;所载王素佚诗为唐诗所无,可起到辑佚作用;所记王素与梁宁、元志的交往提供了一段新的唐人轶事;同时,志文为唐文所阙,可补唐文之遗;志文还提供了撰者梁宁的籍贯、交游、思想倾向等信息。     

北宋蔡禀蔡亶墓志考释

志主蔡禀、蔡兄弟二人 ,《宋史》无传。蔡禀志文可校勘张方平《乐全集》中《宣德郎行监察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骑都尉赐绯鱼袋蔡君墓志铭并序》一文 ;蔡志文可补佚刘敞《公是集》。两方墓志还关涉到多位北宋名臣及其事迹 ,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金石校勘考据贵在精确谨严——对《跋龙门地区新发现的三件唐代石刻》(其一)录文的商榷

本文就《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并序》录文的字、词、断句、标点与该录文作者对志主之夫卢从愿亨迹的论断以及该墓志撰者卢馔与卢从愿的辈次等问题,首先从校勘学角度,将该墓志的插图和录文逐行加以对勘,指出录文诸多可商榷之处;其次用考据学的方法,根据较丰富翔实的史料,指出卢从愿“擢中书舍人”之时间与史料相合而非慕志所独有;至于该墓志撰者卢馔与卢从愿的辈次问题,几十年前早有学者考证论定,亦非作者之新发现。     

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 ——-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

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励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的释文在涉及 唐、宋官制方面有一些误读和不足,诸如对墓主和墓志起草人的官衔不予标点,将宋代本官阶和职事官混 为一谈,将唐代职官术语视为官名,未能区别唐、宋职官正称与别名之异等等,致读者对墓主的一生仕履 稀里糊涂,直接影响对出土文献的正确利用。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官制学养,提高释读新出土 文献的水平。     

洛阳新出的《李毂墓志》与李氏家族文学

洛阳新出一方李彀撰的《李毂墓志》。李毂生平事迹为史书所不载,志文所载李毂的世系情况可纠正《唐才子传校笺》李敬方世系之误,可补两《唐书·李憕传》李憕子嗣情况。其中,李毂所作的《粃句》一书可补唐代著述,志文言及的李氏兄弟俱业文一事展现了唐代文学的家族传统。     

从《王翊元夫妇墓志铭》看李商隐的诗文与书法

以新出土的李商隐撰并书《王翊元及夫人李氏墓志铭》为依据,对李商隐的诗文、"诔奠之辞"、书法艺术以及在墓志中运用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并对墓主唐代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王翊元的家世和生平进行了考证,可补史之所遗。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鲁才全《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府君（备）墓铭并序》，署名为“再从兄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撰”，“弟孤子储书”。志石现藏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此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１０７７，该书编者于图版说明中定为“会昌元...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石学论丛

序（叶国良）墓志起源考墓志铭的结构与名目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石学与赋学陆广成墓志考唐代墓志丛考《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著录订补读《六朝别字记新编》札记《石刻考工录》补遗石刻刻工续补读石随笔石学论丛@程章灿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详细记载了志主生卒、籍贯、科弟、历官、交游等情况,可补《全唐诗》诗人生平不详之遗憾。志文中樊骧及第事,涉及到长庆至会昌间科举士庶之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唐志所记本土商人政治地位及士商融合考探

通过15方唐代本土商人墓志身份认定与寻绎,展现唐代繁盛的商业帝国面貌,真实还原唐代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追求,揭示出商人向士人身份趋近的主流态势.初盛唐本土商人政治地位低微,墓主借用避世远隐"处士"之名隐藏贾人身份标签,志文中大肆炫耀墓主财富,透露出仕途无门的苦闷和身份认同的尴尬,商人表现出对文士生存方式、性情品行的效仿追慕.中晚唐本土商人的经济优势催生了其独立人格,商人墓主更显自信、理性、内敛,敢于与士族在文武官体制内争夺政治资源,同时墓主通过显示完整世系模仿士人墓志书写惯例,毫不避讳地在志文中坦露其对科举制度的不屑,财富力量消解等级制度,士商互渗对流模式正式建立.     

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初释

20 0 4年 ,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惊现于古都西安 ,引起了中日专家学者的深切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 ,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 ,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的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 ,成为 2 0 0 4年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目前 ,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释读存在很大争议。一些媒体报道少录了“志文”两字 ,并把楷体的志盖铭文释为篆体。关于墓志石的大小、汉字的判读也不一致。此外 ,就墓志铭所缺处的候补文字 ,虽有各种意见 ,但“衔”、“立”、“壑”、“哀”、“给”等的可能性较大。     

从石解墓志看唐后期制度的变通性——志文中的换推、避籍

大唐西市收藏的"唐故衡王府长史致仕石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了正史中不见传载的石解一生的经历。墓志中,涉及了唐朝的鞫狱换推、任官避籍等,在具体层面上反映了唐朝尤其是唐后期制度的变通性。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铭是用于志墓的一种文体,通常都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为志文,古人习惯称为'序',后一部分为铭文,古人一般称作'铭'。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古今学人常各执一词,故其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从创作目的看,墓志铭从设立之初,志文旨在记事,铭文旨在颂美;与创作目的相联系,从演变的过程看,就墓志铭的文体特点及实际功用而言,志文和铭文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和各自的渊源密切相关。因志文与铭文两者结合共同构成'墓志铭',其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主要表现为:铭文是志文的重复或缩写;铭文是对志文的补充;志文和铭文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志文和铭文浑然一体。     

唐代书目补逸二十四种

唐墓志中的材料可资研究利用者殊多，缉补唐代书目之阙仅其一小方面。本文从《千唐志斋藏志》中拈得唐代书目凡二十四种，经、史，子，集四类俱全，时间跨度从初唐至晚唐。其中谢观，杨牢、李正卿等人亦见载于《唐书》。本文认为，《千唐》仅是近世出土的唐墓志中的一小部分，若能将全部唐墓志检索一过，所得唐代书目之逸者必定更多，而唐代书目之全豹亦庶几可窥矣。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

《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府君(备)墓铭并序》,署名为“再从兄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瑝撰”,“弟孤子储书”。志石现藏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此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1077,该书编者于图版说明中定为“会昌元年(841年)八月”;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81页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172     

于阗毗沙门天王信仰在内地的传播——以《李锷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新见《李锷墓志》为一方唐代后期墓志,志文除载有志主李锷的生平外,还详细记载了于阗佛教中毗沙门天王的形象。该文首先结合墓志和两《唐书》等史书材料,考释了李锷的家族世系。其次,结合于阗、敦煌等地雕塑及壁画等考古文物资料,探讨了于阗毗沙门天王的主要形象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于阗毗沙门天王信仰在内地的传播原因。该墓志的出土,提供了唐代潞州地区民众信仰于阗佛教的新资料,具有一定的价值。     

唐大历三年《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所见唐蕃关系

西安新见唐大历三年(768)《监朔方军使杨献庭墓志》,志文以安史之乱前后西域形势及唐蕃关系变化为背景,记载志主先后监军安西、朔方,参与名将高仙芝、封常清破大小勃律、收播仙镇等役,监朔方军平定仆固怀恩之乱收复灵州,印证了其时吐蕃—西域—中原的胶着关系,也为联系中西交通起重要作用的"吐蕃—勃律道"的存在提供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