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入侵中的桥接、誊写、填充——对晚清翻译出版史的思考

晚清翻译出版业是在西方知识的全球化扩展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这使'得对中西方地方性知识全球境遇问题的考察,成为分析中国翻译出版业状况的出发点.本来翻译出版是两种文化对话的通约手段,各方所提供的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识.只是在具体的翻译出版实践中,势必要牵涉到一方的地方性知识普遍化的问题.事实上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一个西方文化强势与中国文化弱势的关系格局之中,中西方地方性知识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这样翻译出版就从一个文本转化的问题变成了多种要素结合在一起构建知识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为两种地方性知识碰撞、汇通和融合提供了一个历史分析、阐释的案例.     

文化软实力与典籍外译之话语权研究

典籍翻译对于提升中国形象、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抵制文化霸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华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译本在国内外评价很高,在国外销量也很大,影响很广,但我们却发现理雅各《易经》英译本存在着许多误译,作为文化殖民者,他还有意通过翻译消解和扭曲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剥夺了中国人的话语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典籍外译利在千秋,为了确保典籍文化在输出的同时不变形、不失真,汉语学者的译本断不可缺,不能简单地仅以销量作为典籍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     

从译者改写行为看葛浩文《狼图腾》英译(英文)

翻译必称"信、达、雅",这一理论导致中国的翻译一直停留在字、词、句的斟酌对应层面上,完全忽略了读者的感受与认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在中国逐渐获得一席之地,这也为译者对原作进行适当改写提供了理论依据。以《狼图腾》的翻译为例,译者对原作的改写使得该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及蒙古文化迅速被西方世界接受,为中国的文学输出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异化为表,归化为里——解析哈金的中国情境小说

从文化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哈金的小说采取了异化和归化并存的文化翻译策略.其异化策略以源文本--即中文以及中国文化--为中心,以差异性为目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然而,为了迎合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哈金对中国文化源文本也进行了归化性修改.哈金的中国情境小说,异化为表,归化为里,为西方读者所举起的是一面貌似忠实,实则充满异域色彩的东洋镜.     

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对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考

中国传统译论一向十分关注文本,而对文本之外影响与制约翻译的各种因素则少有研究。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启发我们从多视角去审视翻译:为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我们不仅要研究翻译文本,还要多研究翻译现象,尤其要从文化层面上去分析翻译现象;在继续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同时,加强相对薄弱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为此,翻译研究者必须拓宽学术视野,调整知识结构,以适应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试析文化翻译与翻译现代化

近二十年来,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翻译理论被陆续引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翻译学界对翻译研究方向的讨论。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究竟应该放在文本的"语言转换"还是"文化翻译"理论的研究上是该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当前影响中国翻译研究的西方主要翻译理论来解析翻译语言研究与翻译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就两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龙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重构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被赋予了高贵与吉祥的美好含义。然而,西方国家对龙的主流翻译是dragon,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龙形象也因此打下了邪恶的dragon的印记,中国龙被西方人错误地理解成了邪恶的妖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传承性,承认世界文化的交融性与多元性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意涵中重新塑造中国龙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现象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和近代中西交流的直接途径。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接受的特殊性,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从本质上就已具备了产生误读的基本条件。误读主要表现在译者引进和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外国文学题材、文类和作品,译作中的译名、称谓和主题被赋予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作为近代翻译文学特定读者群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的理解;译作中出现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译、漏译、编译和转译等现象。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虽然反映出译者在翻译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但翻译活动本身及译者和读者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均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翻译的文化参与 ——以中国古典诗文英译为例

简要介绍了中外主要翻译理论主张,从翻译的文化参与角度解读中国古典诗文英译;通过实例,说明古诗文英译可以采用增译、借用西方典故和注释等方法将等值翻译与再创造翻译相结合,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说明翻译的文化参与对表达中国古典诗文的文化内涵,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庞德《论语》英译研究

庞德认为中国的儒学思想正是医治西方社会通病的良药,是构建西方和谐社会的理想手段.他希望中国儒学能翻译到西方世界,从而重新建立人与社会的理想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庞德在翻译《论语》时并不强调对原文一对一的忠实,译作以理想化创作为主.从《论语》英译史来看,庞德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自庞德开始,《论语》的英译逐渐淡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步入了文化多元化主义的新历史文化语境.     

西方崇高范畴与中国雄浑范畴比较

为什么西方“崇高”范畴强调由恐惧、痛感转化而来的快感?强调优美与崇高的区别和对立?为什么中国的“雄浑”范畴提倡豪迈宏伟的美感,提倡刚柔相济、优美与雄浑的结合?为什么西方将崇高视为最高的审美范畴?而中国却将温柔敦厚、平淡中和奉为金科玉律?要真正理解中国的雄浑范畴的深层结构,就必须从文化心理的深层做一番解剖分析。从西方崇高范畴的各家论述中,我们常常可以体会到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在威胁着人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英文影片名翻译的可行之道

随着大量英文电影的引入 ,西方影片在中国有了日益庞大的观众群体。由于东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 ,如何给西方影片冠以一个精彩贴切的中文片名 ,就成了吸引观众视线 ,取得票房利润的先决所在。片名的翻译是一项重要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本文以基本的翻译原则为指导 ,详细分析了直译、意译、编译这三种片名翻译的方法并辅以大量例证 ,展示了西片名翻译的可行之道。     

新世纪中国身份与文化输出

在“全球化”与后殖民的世界语境中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否则中国文化就会被西方思想淹没。“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就是基于世界主义并应对这一问题的策略。“发现”的主体是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 ,“发现”的内容是经历了近现代的洗礼之后中国文化中仍然具有活力的精华 ;文化输出就是要让世界重新“发现”东方 ,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东方声音” ,从而促进世界文化的总体性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时间与生命的艺术——评韩林德先生的《境生象外》

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中国艺术是不是一种完备的、足以和西方艺术比肩而立的表达方式?如果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何在?对这些问题,历来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说,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都已抛弃了西方中心论观点和以西方价值论与思维方式作为标准去比量、套用中国文化与艺术、从而认为中国文化一无足取的民族虚无主义立场和方法,都已承认中国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化、中国艺术有其不同于西方艺术的独特魅力,那么,在中国艺术的根本特质与独特魅力究竟是什     

不可译性:顾彬误译论之商榷

中西语言与思想的差异使得中西之间的哲理思想翻译面临着不可译性,这样翻译必然包含着某种解释,翻译的局限也提醒我们重新认识翻译的意义。从不可译出发,德国汉学家顾彬强调了以目的语为目标的归化翻译,归化翻译强调了误译的合理性,但从将翻译作为更新自身文化的意义来说,顾彬的归化翻译立场就面临着困境。从汉学作为丰富西方思想资源的目的来看,异化翻译应该成为一种重要的翻译原则进入到汉学家的翻译中,以矫正目前汉学翻译中归化翻译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     

评中国近代逻辑学的奠基人-严复

一百年前 ,严复着手翻译他的第一部西方逻辑著作———《穆勒名学》 ,其后他又翻译了另一部西方逻辑著作———《名学浅说》。严复醉心传播西方文化 ,以其译著《天演论》在中国学界名噪一时 ,然而在毕其一生翻译的八部西方名著中 ,竟有两部是逻辑学专著 ,为什么他在众多科学中对逻辑学格外垂青呢 ?逻辑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 ,我国以《墨经》为代表的古代逻辑思想 ,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古印度的因明学同称为古代三大逻辑传统。但令人惋惜的是 ,这一宝贵的文化传统没有得以继承发扬 ,秦汉以后 ,自“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始 ,踞于正统地…     

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策略的操控及影响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中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其显著特点是将翻译现象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在外宣翻译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及文化体系等被译入西方社会,能否被西方社会接受并产生积极影响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至关重要。本文主要探讨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把社会、历史、文化纳入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从而揭示外宣翻译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探源

人权思想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究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否孕育着西方人权思想的基本元素?从人权作为“人”和“权利”的内涵来理解,人权思想的诞生和孕育是需要特定文化土壤的,也许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正义观、抗争精神、个人主义和宗教影响等对人权思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着本质性或前提性的差别,因此也就没能象西方那样成为近代人权思想的发源地。     

从《论语》英译看经典翻译的双重视域

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以降,西方世界对《论语》及其他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已蔚为可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随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的《论语》译本不断涌现,而重译中国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界重新建构自身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经典的重译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翻译检视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翻译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学视域,并进一步思考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