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民族成分与历史上回回民族的变化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溜川(今山东溜博市南)人.能诗文,善俚曲,自幼热中功名,终生屡试不第.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中外,由此而引起世人对其生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更是众说纷纭.就目前见到的有关文章、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有四说,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薄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以下简称《说法》)一文,就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四种说法,作了综合介绍.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现将蒲松龄回族说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蒲松龄俚曲中泼性妇女的"麻辣三味"

蒲松龄俚曲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绝大多数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泼性”。解析这些女性形象,揭示其中的“麻辣三味”,可以看到作品批判的是“泼妇”,而不是“泼性”。联系作者对泼性妇女的一贯态度来看,俚曲对泼性妇女的描写更为充分,也更为客观,“体现了蒲松龄体察社会人生的辩证观点”。     

《聊斋俚曲集》方言土语试解

《聊斋俚曲集》和《聊斋志异》同是我国古典文艺园地里的奇葩。俚曲在蒲松龄的作品中,同样应给予较高评价。但俚曲中涉及许多方言土语。理解这些方言土语,对于疏通《聊斋俚曲集》,对研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     

《草木传》的作者是蒲松龄吗?

《草木传》又名《草木春秋》亦称《药性梆子腔》,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介绍数百味中药的药性和功能的剧本。民间流传的抄本中,多署名为蒲松龄手著。但蒲氏碑阴所记杂著、戏、俚曲的著作目录中并无其书,有关文献资料中亦未见记载,更无蒲氏手稿本传世。故一九六二年《蒲松龄集》成书时,将《草木传》收入其附录之中。为此,路大荒先生在“编订后记”中记云:“附录—一蒲氏墓表碑阴著作     

关于蒲松龄民族思想的分析

在一些主张蒲松龄具有反清的民族思想的文章中,采用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分析方法。一种是抽象推论法。有的文章说:“蒲松龄的大半生都是在民族斗争激烈而残酷的年代中度过的,他的家乡山东省又是汉族人民抗清斗争比较活跃的地区”,此间也“正是蒲松龄世界观的奠定和成熟时期,其文学创作活动也是在这期间进入了最旺盛的时期。……一切真正承认蒲松龄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人,都不应把蒲松龄的思想同清初汉族人     

试论聊斋俚曲中的家庭伦理观

聊斋俚曲以家庭生活题材为主,表达了蒲松龄的家庭伦理观。蒲松龄主张维护家庭伦理要在尊重人性真情的基础上,辅之以必要的教化。他以男性作家立场塑造了圣母和夜叉这两种反差巨大的形象,表达了他对家庭中女性的伦理角色解读。     

《东郭外传》鼓词的作者问题

解放前上海世界书局排印的《聊斋全集》收有鼓词七种。《聊斋全集》的材料的提供人路大荒先生,在解放后对这七种鼓词的作者问题,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在《<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一文中,他认为《问天词》、《东郭外传》和《孔夫子鼓儿词》三种,“作者的姓氏或流传有自,或见于记载和志书,班班可考,不容任意拉扯,更不应硬说是蒲氏的作品;另外《逃学传》等四种,“不见于碑阴著作表,行述行略,更没有说到有鼓词一类的著作”,把它们加于蒲松龄的名下,是值得怀疑的。关于《东郭外传》的作者问题,路先生列举了两种说法:一是清乾隆时人曾衍     

近代旅加华侨考辨二则

一,关于1881年至1884年间入加华人来源地点。1880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开始修建,因劳工奇缺,加方乃有计划地大批招募华工,故形成1881年至1884年间华人移加的高潮。一般记载均谓此四年移加华人总数为15701人。对于这些华人来源于何处的问题,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有二种不同的材料记载。一日来自中国(香港)(见第191页);二日来自中国和美国(见第288页)。经分析,前说不妥,后说可信。因为,在1881年到1884年间多有华人自美入加。据加拿大官方记载,当时入加华人总数是15701人,其中10000多人直接来自中国,而另外还有很多人则来自美国,据记载,     

百越和弥生文化

(一)文身·黥面·漆齿 “文身”是古代百越和弥生时代倭人的共同习俗。 “文身”,即纹身,广义是指在人的身体躯干和四肢部分刻刺花纹,作为永久性装饰。狭义是指在躯干和上肢纹刺。在下肢,尤其是小腿部分纹刺花纹,在史籍中称“绣脚”、“花脚” 《墨子·公孟》记载:“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史记·吴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汉书·地理志》记载:“其君禹后,帝少康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三条史料都是说我国江浙地带的越人有文身习俗。我国云南古代民族也有文身习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     

王昭君故里考

近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介绍和涉及到王昭君的文章和著作中,有说王昭君是今湖北秭归县人的,也有说是今湖北兴山县人的。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有关王昭君的史料记载,始见于东汉班固撰修的《汉书》。但作者并来指出王昭君是何地人,记载得也很简略,对王昭君的家世几乎没有提及,只是同朝人文颖在注解《汉书》时,称王昭君是“本甫郡秭归人也”。文颖曾任荆州从事,荆州被包括在南郡。也许有这个原因,文颖本来不是注释《汉书》的名家,也得到后世尤其是唐代注家颜师古的肯定(见《汉书·元帝纪》)。在南朝人范晔著的《后汉书》中,也有一节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只是说王昭君是“南郡人”。究竟是南郡何处人,也未载明。我们现在说王昭君是秭     

简评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

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2万字,分十九个专题,对蒲松龄及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作了多方面的发掘、考订。书中有不少新见,如关于蒲松龄的初馆问题。《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文中提出蒲于康熙十二年以后一度在本县城北丰泉乡王家坐过馆。这给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中“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这段话提供了正确的解释,而不再象以前误解为蒲在康熙十一年初馆毕际有家,这一发现为我们正确理解《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信息。再如《清初文字狱和蒲松龄谈狐说鬼》文中论述蒲松龄有没有受到文字狱的影响问题,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认为“清朝文字狱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中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关     

古代历史小说理论初探

宋代“说话”承继唐代“说话”而有发展,当时的“说话”分类更细,据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所载,“讲史书”已成为一支大脉。它和“小说”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两家。“讲史说话”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滥觞。《东京梦华录》中即有北宋人“说五代史”的记载。现存《新编五代史平话》大约是“说五代史”的一种底本。刊行于元代至治年间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经过演化、加工,遂成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明清二季长篇历史小说大量涌现,     

《醒世姻缘传》作于明末辨

曹大为此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八年第四期.文章指出,学术界在讨论(醒世姻缘传》成书年代时,通常把不同观点划为清初、明末两说.所谓的“清初”说,是指胡适提出的康熙四十二三年——蒲松龄六十四、五岁时——还没有完成的看法。其实把这种观点称为清初说是不科学的,造成一种距明不远的错觉.严格地讲清初应该是顺治年间至康熙初年.曹曾发表《“醒世姻缘”的版本源流和成书年代》(《文史》第23辑),支持王字义、金性尧等成书于明末的看法,认为《醒世姻缘传》“基本成书于崇     

论《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形象

<正> 一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占有杰出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独树一帜地塑造了一批花妖鬼怪的异类现象。鲁迅说:“明末志怪群山,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非复人。”(《中国小说史略》)这就明确指出了《聊斋志异》在当时“志怪群书”中倜傥不群的独特风姿。郭沫若也指出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的特点。对此,评论家也是承认的。马丁·布贝尔在德译本《聊斋志异》弁言中说:“最多的与最有意义的,乃是那些精灵的作品:动物的精灵,植物的精灵,水中的精灵,云中的     

罗隐里居小考

罗隐是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 ,但有关他的资料并不很多。其里居为哪里 ,史料记载颇为混乱 ,说法有如下几种 :1 新城人 ,沈崧《罗给事墓志》曰 :“家本新城 ,地临浙水。”《十国春秋》卷八十四《罗隐列传》载 :“罗隐 ,字昭谏 ,新城人也 ,后改新城为新登 ,亦为新登县人。”《浙江新城县志》亦作新城人 ,卷十四“人物传”中列罗隐名 ,且有“唐末新城鼍江桓有二气 ,昼夜不灭 ,至隐与杜建徽生 ,二气不复见”的记载。康熙年间刊印的《罗昭谏集》亦记为新城人。2 新登人。《吴越备史》卷一《罗隐本传》记作“新登县人”。清代渔洋山人的《五代诗话…     

从对农民起义的态度看蒲松龄的民族意识

清初的伟大文学家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到底有没有民族思想?一九八○年九月,在山东淄博市举行的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与“无”两种意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在研究者中,彻底持否定态度的、影响比较大的是兰翎同志《〈聊斋志异〉的“民族性”在哪里?》(1956年2月5日《光明日报》)一文。该文全面否定了何满子、任访秋等人的观点,并指斥何、任的观点为胡适和胡风派观点。八○年学术会上,有人写了《〈聊斋志异〉中有反清思想吗?》,重申兰翎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讨论下去,因为它将直接关系到对蒲松龄及其作品的正确评价问题。为此,草成一文,以就教于大家。     

《聊斋俚曲》正反疑问句研究

本文在定量统计的基础上,对清初鲁中方言的代表作品《聊斋俚曲》中使用的四种主要的正反疑问句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分析,并结合稍早于聊斋俚曲创作年代的《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材料,着力探讨了“VP不曾”、“VP不VP”以及“VP没VP”这三种疑问句式在近代山东方言中的发展,并力求得出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     

“老彭”实为“老(丼彡)”

《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是谁?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是殷之贤大夫,其根据是《大戴礼·虞戴德,载有老彭之名,由于是和名臣仲隗并列,所以说是贤大夫。包咸主此说,朱熹也采此说。此外,有的说,老彭就是彭祖。以上统谓之一人说。还有二人说,以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彭是二人。更有一种合并说,认为老彭,老聃,彭祖,同是一人(这些说法,刘宝楠《论语正义》记的较详,可参看)。但不管哪一说,都有不能解决的困难,主要是怎么能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挂起钩来。殷的贤大夫说和它了无关系。彭祖说也不行。彭祖本是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是尧的臣子,以寿长见称,活了八百岁。在一些文献中凡是提到他的都是采取的这一点,别的没有人重视过,因而也不能和“不作”“好古”挂钩。老聃、彭祖二人说,不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据记载,老     

蒲松龄并无第二夫人

<正> 在1980年的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陈淑卿系蒲松龄的妻妾之说(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所载《蒲松龄与陈淑卿》一文).继而又有《关于蒲松龄的第二位夫人》一文肯定了蒲松龄确曾有一位第二夫人——“无名氏”(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随后,以蒲松龄与其第二夫人为题材的各种剧本、小说等文艺作品亦相继问世.自此,蒲松龄     

论《聊斋志异》的审美特征

蒲松龄固然不是文艺批评家,他的《聊斋志异》也不是美学专著,但是,这部三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杰作,却记载着作者对美追求的足迹。它虽然没有系统演绎美学概念,但其审美特征却是十分鲜明的。《聊》有哪些审美特征呢?我们以为,它有三大特征,即:以善为美,以痴为美,以虚为美。这三大特征构成了蒲松龄独特的审美理想。以善为美是《聊》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以“善”为创作出发点,设计、塑造人物。所谓“善”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