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变迁规模与变迁方式的组合模式

制度变迁的规模就是指变迁制度数量的多少 ,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是指某个地区或者某个国家所有的制度变革 ,小规模制度变迁是某一项制度 ,甚至某制度中的某个环节的变革。由此 ,制度变迁的规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单项制度变迁、局部制度变迁和整体制度变迁。不同规模的制度变迁有不同的问题要解决 ,而不同规模的制度需要不同的变迁方式或者组合方式与之配套 ,所以确定制度变迁的规模并根据规模选择适当的变迁方式和变迁方式的组合 ,乃是制度安排者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一、制度变迁的规模分析制度变迁规模的确定一般有两种方法。从空间来讲…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治理结构问题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率。从行政视角出发,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纵向由多层级的集权政府到少层级的分权政府;横向由蜂窝状结构到区域网状结构;治理机制由同质同构的单一化机制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机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虽在经历巨大历史变迁,但治理结构部分领域的改革尚需继续稳步推进。     

权力、偏好与结构: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治理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以权力维度、集体偏好为切入点,整合治理的内涵,构建治理制度变迁的内生演化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为基础,分析随着权利维度、集体偏好的协同演化所伴生的治理结构的变迁,进而为研究治理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提供解释性框架。最后,通过对中西方治理制度变迁的比较阐述中国治理制度变迁的趋向,为演化理论在治理理论中应用及治理理论本土研究进行些许的尝试。     

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问题,需要在制度变迁的分析路线下展开。回顾建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历程,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构成各阶段难题破解的根本出路;政府主导、推动贫困治理走向制度化过程则是制度变迁的责任基础与方向;而新时期贫困分布与结构变化是诱发当前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它同时内含了制度由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过程转变的改革诉求。循此逻辑,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建立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和建设多功能个人资产账户等路径实现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其理念转向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震荡变革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分化,“后全能主义时代”以及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导向产生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带来的总体性社会危机不断加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严谨的内部结构、鲜明的体系特征,展示了东方价值理性克服西方工具理性弊端的理论自觉,为我们做好社会治理工作指明了科学方向。针对4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出的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带来的影响,提出其变迁背后体现的是强烈的时代性特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摸索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之路,做出了多方社会治理权参与运行的制度性安排,必将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治理之路。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理解国际气候制度变迁:超越制度主义的视角

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政治框架.因而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理解与制度设计日益迫切,是把握全球环境政治的关键.制度主义者假设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合作中是理性的,却并未充分探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与设计中的角色,特别是跨国行为体.事实上国内、国际层次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而且多国公司、商业与产业协会、跨国网络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国际制度谈判与变迁.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论者往往忽视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正是这些力量限制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环境.     

论“治理保障型”社会救助模式的构建依据与实现路径——以广东农村扶贫模式演进的历史逻辑为分析文本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扶贫模式的历史逻辑,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三种模式。这三种扶贫模式的实现,是基于三个"同质性假设":(1)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具有明显的地域性。(2)通过产业投资,必然能够培育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3)所有的贫困人口都具备正常的劳动能力。这种前提预设,已经不适合目前农村剩余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囿于既有扶贫模式的政策缺陷,结合广东省情,扬弃它们的局限,为之注入新的扶贫绩效评价尺度和创新制度安排,其实现路径是推行"治理保障型"扶贫模式,以赋予贫困人口主动脱离贫困状态的再生产能力。制度运行机制的实践构建体现为支持性制度变迁与修复性制度变迁的同步供给。     

制度变迁与民办高校的风险治理研究

制度风险最直观的解释就是指由于制度缺失、制度缺陷和制度变迁而引发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校发展一直处于制度变迁进程中,制度建设为民办高校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引导和保障,但是制度的频繁变迁也给民办高校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导致办学风险时常发生。在民办高校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办学风险的危害性,加强制度设计,及时回应关切,强化研判预警,优化制度环境,避免制度变迁风险对民办高校发展造成的影响和损害。     

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政策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愈发受到学界关注。历史制度主义为探寻新中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和趋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经“两方分管”“三方分管”“公安机关统一负责”三个阶段。在动力结构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宏观制度结构框定了体制变迁的基本方向,决策者的理性选择以及公安、交通等部门间的竞争决定着体制变迁的具体路径。变迁过程具有基于体制路径依赖的渐进式变迁逻辑和在“关键节点”对渐进变迁成果进行制度定型的演进逻辑。当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呈现出协同治理的趋向,需要通过平衡利益关系、采取渐进策略、把握“关键节点”来克服阻力,从而推动体制的变革。     

股权控制权市场公司治理研究述评——微观结构视角

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的公司治理理论作为对传统企业理论研究的深化,借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工具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了拓展,针对公司控制权市场交易、配置和调整的过程细节,准确描述了股份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形下股东内部控制、要约收购、接管竞标等不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实际运作,对信息不完全和存在交易成本条件下的控制权市场交易展开分析,从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阐明了股东对管理者实施有效控制的机制、策略和条件。股权控制权市场的行为金融问题、股权控制权市场与环境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问题和股权控制权市场中的法律保护与管制政策设计问题将是未来该领域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     

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刍议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意味着城乡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治理而言,其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由统制型的集体主义治理向民主的村民自治演进、由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向扁平化的现代治理演进、由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进、由传统村落治理资源的逐渐堙灭向其悄然复兴演进、由非制度化的经验治理向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演进、由旧式的权威治理向新兴的精英治理演进.     

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而地方政府治理变迁也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城市化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而且地方政府治理变迁本身属于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得以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本质职能,而且还可实现治理体制机制的超越与创新。相应地,地方政府必须从产业、空间与人口等城市化各要素协调发展出发,推进职能转型,并在重构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以更好地回应城市化并促进城市化发展。     

从秦政和王莽"新政"看统治模式转型的重要性

以"法治"为内核的秦政形成于商鞅变法后,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国家统一后没有及时转换统治模式,导致秦朝遽亡;王莽"新政",以儒家"王道"理想为内核,用"先王之制"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然而历史没有赋予王莽转型统治模式的任何空间,新莽政权也短暂而亡.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市场治理结构与制度安排创新

现代经济中的企业和市场相混合的特征性事实,使经济学家越来越趋向于将市场治理结构作为一种长期契约关系来研究。考察宏观经济之微观制度基础的市场治理结构,可以在制度不既定和制度既定两种不同的分析前提下展开,体制转轨下的制度安排创新是在制度不既定的背景下实现的。本文在对涉及制度研究的一些经典文献作出理解的基础上,探讨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市场治理结构的重塑有可能会遇到的若干问题,将我国的制度安排概要地划分为三个层次,研究了制度网络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所要求的关联问题,并着重分析了这些制度安排对契约制订、执行和仲裁过程的一般影响。     

网络问政、制度创新与地方治理——以宁波网·对话为例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对政府的冲击绝不逊色于市场对政府的冲击,研究和发挥互联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本文以宁波网·对话为例,运用制度创新理论,研究了地方政府建立以政府网站公共论坛为载体的网络问政机制,用以提高地方治理绩效的实践.研究发现网络问政为公民利益表达创设了切实有效的途径,弥补了人大政协等利益表达机制的不足,减少了信息技术环境给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决策的质量和增强了政体的弹性.然而,参与群体有限、网络问政的公信力不高、对话的绩效不易衡量、信息技术未必能够解决政治问题等制约了网络问政功能的发挥,为此,应该以官民平等共享的对话模式为目标,将网络问政制度化,将制度环境法治化,建立网络问政的制度性回应机制,进而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     

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强制性治理与自主性治理

信息权是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关键.公司治理以优化信息权配置、提高治理效率为机理,以萌芽式的自发性到监管的强制性再到创新的自主性治理的螺旋式路径演进.强制性治理是实行自主性治理的前提,它可以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证券市场公平;自主性治理是上市公司在满足强制性治理要求基础上实施的治理创新,它可以最大化公司价值,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内在机制的自主性治理和外在环境的强制性治理的共建是维护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模式与我国的选择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前 ,商业银行更多的是被当作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监督机制。 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才使银行业自身的治理问题受到普遍关注。 1999年 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和 2 0 0 2年 6月初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使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成为全球和我国关注的焦点。商业银行具有诸多不同于一般公司的特点 ,并由此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 ,以构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式 ,是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对策性思路的基础     

村庄公共权力: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及其解说模式

村治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研究村庄公共权力则是搭建学术对话平台、消解学术分歧的重要突破口。以村庄公共权力为村治研究的切入视角,不仅有着特定的村治研究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作为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传统解说模式,因其解释空间的有限,难以将村治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借鉴并运用治理理论解说模式,是深化村庄公共权力研究的理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