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

科学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竞争治理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分部化、管理碎片化和公共服务裂解性的反思与修正,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协同、合作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变迁,更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塑,将极大地深化和提升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系谱与趋向诠析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经历了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四个阶段,这些治理模式共同绘就了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系谱.从发展趋向上,在反思和批判科层治理的整合缺陷、竞争性治理的协调缺失与网络治理的责任转嫁和网络破碎的基础上,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将迈向注重整合、强调协调、凸显责任感的整体性治理,这一全新治理型态将成为未来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发展的总体趋向.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司治理趋同理论中的经济达尔文主义批判

经济达尔文主义在公司治理趋同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很大的片面性。一方面,应当承认经济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同治理制度之间确实存在着竞争,并且这种竞争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不同国家和公司相互学习对方治理制度的优点,从而导致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相互学习和趋同。另一方面,经济达尔文主义者忽视了公司治理变迁与生物进化的区别,简单地将生物进化论照搬到公司治理问题上,并不能充分解释和预测公司治理变迁与趋同的趋势。     

治理中的伙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作者通过对公共事务治理结构变迁的分析,讨论了非政府组织在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中所日益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中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二者只有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开展多种契约性、制度性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良性、友好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城市治理分析

本文首先界定了治理和城市治理的内涵 ;接着分析了城市治理的几种模式 ;最后指出中国城市治理应主要解决三大问题 :改革中国城市政府、建立高效的城市公共管理机制 ,建立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处理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国际产业转移中先发区域合作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遵循“以行政区为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经济区域为域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建立→新型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善治目标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总动力源于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先发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的形成及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中西部地区探索实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提供了借鉴,同时为我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

目前为增长而竞争的锦标赛激励机制仍然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导致政府治理模式日渐异化为趋利性政府甚至公司化政府的重要诱因.由于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加强,其弊端和危害与日俱增.当前正处于改革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折点,如果一味强调维稳不仅会日益抬高问题的治理成本,而且可能会错失改革的机会窗口.在沉淀了师从苏联与欧美发展模式的有益养分与体制痼疾之后,中国既需要继续实行带有试验主义性质的增量改革模式,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厘清改革的战略目标模式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减少发展中的随机性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否则,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模式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中长期内会导致中国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治理困境甚至转型危机.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家族企业引入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障碍分析

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存在变革的需要,从趋势来看,目前西方大公司流行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是其演进的理想模式.但目前中国的外部市场环境、融资环境、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家族企业内部存在的业主权威、信息分享风险;以及社会诚信缺失和中国的文化环境等因素构成了中国家族企业本身难以破解的逻辑障碍.因此,在现阶段还不能全面引入这种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现代公司治理模式只能作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演进的一个目标而非现实选择.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网络化治理: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

基于复杂多变的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网络化治理理论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有成为公共行政主导范式的趋势。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在理论以及实践上对网络化治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对网络化治理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还需做深入探究,并使其逐步完善,尽管这应该是一个长期、艰难以及动态的发展过程。     

论国家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

行动者、制度、秩序以及此三者间关系,是考察国家治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为通过前两者才能说明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而国家治理是属于秩序范畴的问题,但直接决定某种秩序状态的是相关领域的机制。在讨论国家治理问题时,有必要分开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而国家治理能力是由政府、市场、社会等在制度平台上通过竞争与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公共问题的综合能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治理又与信任密切相关,而国家治理所需要的信任应该建立在制度和共识的基础上。必须强调,国家治理并不只是富强的手段,富强只是现代化的一个结果,而现代化与国家治理在根本上是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社会领域的自治,这就要求必须推动社会的组织化,从而可以提升整个国家的理性化程度。     

基于信息权视角的强制性治理与自主性治理

信息权是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关键.公司治理以优化信息权配置、提高治理效率为机理,以萌芽式的自发性到监管的强制性再到创新的自主性治理的螺旋式路径演进.强制性治理是实行自主性治理的前提,它可以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证券市场公平;自主性治理是上市公司在满足强制性治理要求基础上实施的治理创新,它可以最大化公司价值,提高证券市场效率.内在机制的自主性治理和外在环境的强制性治理的共建是维护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