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析论——兼论司马谈对其思想的影响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此其所蔽也”,后世凡贬抑司马迁者多沿用此说 ,却极少有人论及“所蔽’的原因 ,是不公允、不全面的。     

略论班固对司马迁思想的批评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思想提出了三点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我认为班固的上述批评,有的得当,有的不当,有的则是指司马谈非指司马迁,应作具体分析。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

中国古代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迹,成一家之言."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历代学者见仁见智,各说不一,至今仍无定论,实在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家之言",显然与思想有关,历史上最早批评司马迁思想的是东汉班固,指摘司马迁"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因此,一些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后学者,效法其后都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属于儒家还是道家的,或哪一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具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说: 一、道家思想影响说     

司马迁尊奉黄老论

班氏父子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后来很多人反对这个评价。反对者们大抵认为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倾向不是尊奉黄老而是尊儒的。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固然,班氏是站在独尊儒术的立场上贬刺司马迁的,但班氏距司马迁不远,所以他们对汉代各派学术思想的认识,对司马迁思想主要倾向的把握比后代很多人要准确得多。     

论司马迁文化思想的特点

<正> (一)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旨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史记》不单是一部记载事实的史书,而且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这是世所公认的,梁启超称之为"超史的目的".有人认为:"他是在写他的哲学","是和儒、道、墨、法诸家著作同等的系统哲学".但关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体倾向却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倾向于道家.班固父子说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桓谭说:"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     

谈司马迁的思想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的《史记》作者司马迁,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民所称颂,这是理所当然的。远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汉朝,出现了这样一位开创了为历代史学家所宗的历史纪传体的先河、塑造了诸多为人颂扬不已的人物形象的文史大家,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是,两千多年来,对这位伟大文学家、史学家的思想,却一直是众说纷纭的。班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论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敝也。”有人说他“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有人说他“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除去阴阳五行成分)和道家的思想界限。”有人说他“主要接受儒家思想影响,但同时也接受其他各家的一些影响”,他“超过同辈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还有的说他“接受了儒家思想,接受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从以上众多的看法中,可以看出分歧还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司马迁基本上是儒家思想,批判地吸收各家,特别是道家的思想影响。这些,本文暂不论述。我们想谈的是司马迁还有儒家和道家所包含不了的更为突出、更为光采夺目的思想——民主性的要求、丰富的人民性、以及对利的看法。     

“周公行三”质疑——与骆承烈同志商榷

<正> 骆承烈同志的《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一文,说周公行三,乍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感到理由不足,结论值得商榷.骆承烈同志依据后于《史记》的《列女传》与《白虎通》的说法来推翻《史记》的周公行四说,就很难令人信服.这不仅是晚近的史料总不如古远的史料可靠,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周公旦行四说,是于古有据的.《孟子·公孙丑下》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这项先秦史料值得重视.从哲学思想讲,太史公虽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固语),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历     

汉代文坛上的双星——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比较试论

<正>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代文坛上两颗最辉煌的明星。最早班因就说过,汉之得人“文章则司马迁、相如。”鲁迅也曾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所以,“西汉文章两司马”已成了一句俗谚。但是,历代以来,对“两司马”的评价又有很大的差别。自杨雄起,就指责司马相如“文丽用寡”,“劝百讽一”,后来的批评意见不胜枚举。至“五四”时期,陈独秀率先给以“贵族之古典文之始作俑者”的头衔,于是解放后的研究者纷纷以庙堂文学的代表作家目之。新时期以来虽然对他重新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同时也作了有分寸的保留。对司马迁,历代虽也不乏批评意见,如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退处士而进奸雄”,“好奇多谬”,“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等,一般多是从内容意义上着眼。而在文学价值上,总是把他放在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比之为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龚自珍等。“两司马”何以会在文学史上获得相近的地位而又表现出巨大的差距呢?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

一魏晋以后,文学创作因受玄学影响而大开眼界,文学家受新宇宙观指导,对自然和社会的观察较以往深入得多,从而对文学的功用、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更为深刻。玄学发生于魏正始年间,此前有它酝酿准备的过程。汉末黄老刑名思想流行是为玄学的前奏。建安文学明显受黄老思想影响。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气”论,即与黄老思想有关。“气”指先天气禀,是受道家气禀论的启发。刘劭《人物志》说:“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九征》)“元一”即元气,“阴阳”为阴阳二气,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评汉初黄老思想的消极影响

黄老思想,又称黄老术、黄老学,是西汉前期统治者曾奉行过的一种统治思想。在汉代,人们对这种思想或称黄老,或称道家,并不加以区分。如司马迁说：“陈丞胡子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而陈平自己则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①。再如,《史记·礼书》称：“‘孝文好道家之学”,而《风俗通·正失》引证刘向的话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王充《论衡·自然篇》对黄老学也作了解释：“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油此说明,黄老学与道家学说实为一种思想。正如顾颌刚先生所言．黄老学之所以在老…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老子》的德与信息的关系

李泽厚在谈到《老子》中“德”、“道”概念的时候说:“德的原始含义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迄今并不清楚而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它的原义显然并非道德”(李泽厚:《孙、老、韩合说》,《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研究。《老子》书亦名《道德经》。其论“道”与“德”精妙玄奥,是《老子》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和认识论范畴。因司马迁为《老子》作者立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     

《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代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但在诗的主题思想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等看法。本文总体上分为“述”和“论”两个部分:述的部分并非“述而不作”而是以“述”为主,“述”中有“论”,“述”“论”结合的形式,论述了学术界有关《长恨歌》主题两次论争情况;“论”的部分则在“述”的基础上从“长恨说”中推演出《长恨歌》“永久遗憾说”。     

司马迁论《易》

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阴阳五行比附儒学,成为神学正统,以充封建专制的御用工具。在此唯心思想盛行之时,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宇宙观却与其相反,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断地与怪诞的唯心思想作一定程度的斗争。司马迁的宇宙观及其对易学的见解,在其所著《史记》的片言只字中,能窥见其大概。 他首先认为: “易以道化”。(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易》是先秦研究宇宙的载籍,司马迁用《易》说明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他在《自序》中进一步说:“易著,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黄帝四经》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黄帝四经》是研究西汉初期“黄老之治”的重要文献 ,但不能仅用《黄帝四经》来说明西汉初期的黄学 ,还应从《史记》等文献中来勾沉黄学 ,明确汉初的黄学还包括“阴阳”、“五德终始”、“五德相胜”、“五色帝”、“正律历”等学说 ,及有关黄帝的偶像崇拜。汉初“黄老之治”的奠基人虽是师承盖公的曹参 ,但始作俑者是刘邦 ,刘邦是西汉中央最早接受并倡导黄学的人 ,曹参是受刘邦的影响才学黄老的。先秦无“黄老”一词 ,先秦的“黄老”与汉初的“黄老”内涵有别 ,只是指一般黄学。司马迁虽说过申子、慎到曾学“黄老” ,“河上丈人”在战国中期传过“黄老” ,但申子、慎到所学的“黄老”与“河上丈人”所传的“黄老” ,不能认定就是《黄帝四经》。《十六经》中的“黔首”一词不产生于春秋末期 ,而是战国后期 ,该文两用“黔首”说明其产生年代在秦统一后。《黄帝四经》非一人所撰 ,也非一时所撰 ,撰写者与编者不是同一个人。《黄帝四经》的成书年代当在汉初 ,编者可能是盖公。认为《黄帝四经》的学术性质为道家 ,是因袭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关于百家划分问题的错误。道家的政治思想是“德” ,准确的内涵应是“德道家” ,《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不是“德” ,而是“法” ,所以它应属法家。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史记》所载韩非《说难》发覆

钱钟书先生《管锥篇》说,司马迁作《史记》,对于历史人物的著作,如果在当时是广为流传的,就不予著录,并且著明“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云云,以表明“世所周知,皆以省略。”例如《管晏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诸篇,对于他们几位政治家、军事家的著作,都是如此。甚至“如老、庄、孟、荀之书亦然”。“但对于韩非的《说难》一文,既已明云“学者多有”,则又“何须全录”。《史记》对于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