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近代百色城的发展

百色城在清代以前只是两个壮族村落 ,随着建城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到 2 0世纪 3 0～ 40年代成为广西西部的重镇。近代百色城的兴盛与移民有很大的关系。移民的大量迁入 ,促进了近代百色城的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发展     

基督教在近代吉林朝鲜族中的传播

基督教在近代吉林朝鲜族中传播始于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发展较快.在近代吉林朝鲜族中开展传教活动的有长老会、安息日会、监理会等几个主要派别.基督教在近代吉林朝鲜族中的传播,对当地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评《近代壮族社会研究》的史学特色

《近代壮族社会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 0 0 2年版,以下简称《近代壮族》)是一部断代区域史,作者方素梅研究员截取1 84 0—1 94 9年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以广西及其毗邻地区的壮族群体为主要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解析丰富的资料,围绕社会嬗变和近代化的关系这个中心,宏观     

广西武鸣县清江、全苏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一个壮族社区的调查与研究

广西武鸣县清江、全苏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一个壮族社区的调查与研究覃乃昌（广西民族研究所）１９５８年，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曾对广西武鸣县清江乡（即今武鸣县马头乡清江村和全苏村）壮族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调查，发表了《武鸣县清江乡壮族...     

宋代广西汉、壮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宋代是汉、壮民族在文化关系上有巨大变化的时期,其中又以平定侬智高作为分界点,平定侬智高后,广西地区壮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此,壮族开始大量地吸收汉文化,最终导致了壮族一些特点逐渐消失。到了近代,壮族除了民族语言、一些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家庭结构还保留着一定的特点外,其余大都与汉族相同了。壮族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与汉族交往中,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更好地吸收汉文化,壮族的一些文人学士,根据汉字形状结构和音读,依据壮语的特点,创造出大量的土俗字(又称古壮字、方块字)。其形状     

侨商与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以广西为释例

文章对近代华侨商人在广西城镇的各种经济活动作了初步探讨。认为近代侨商对广西的投资及工商活动,促进了城镇与区域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     

广西双语工作的探索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12个省、市、自治区中的一员。壮族人口聚居、杂居的地区目前仍然是经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地方。据2000年全国语言文字调查的统计资料表明.广西操壮语的人口为1260多万人。这说明了尽管壮族和汉族相处了几千年.壮族人民在长期学习汉语文的过程中,壮语吸收了许多汉词.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语言.但是壮族的基础词汇、语法结构还是没有改变。也说明了广大壮族人民是以自己的母语（壮语）去进行思维.从而使用一种与自己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来发展民族文化、科学教育是必然的。同时,推动壮族语言发展的主力军是聚居区内的广大农村壮族群众。广西壮汉双语文教学卓有成效的工作是立足在广大的壮族农村基础教育所进行的双语教育活动也应立足于广大的壮族农村地区.是为广大的农村壮族人民服务的。在新的形势.新的机遇的挑战下.双语教育工作就应结合壮族地区社会实际情况的需要而开展。     

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上)

19世纪末 ,西方学者适应帝国主侵略的需要 ,开始对壮族进行研究。 2 0世纪 2 0年代以后 ,中国学者开始了对壮族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进入 80年代以后 ,壮族研究深入开展 ;90年代随着广西壮学学会的成立 ,壮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还介绍了 2 0世纪下半期国外学者对壮族的研究情况。     

20世纪的壮学研究(下)

19世纪末 ,西方学者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 ,开始对壮族进行研究 ;2 0世纪 2 0年代以后 ,中国学者开始了对壮族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进行 80年代以后 ,壮族研究深入开展 ;90年代随着广西壮学学会的成立 ,壮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还介绍了 2 0世纪下半期国外学者对壮族的研究情况     

巫、道思想和壮族文化的结合

壮族没有全民信仰的统一宗教.凡是接触过壮族历史和文化的人都会发现,壮族社会中最具特点的是巫、道结合的宗教行为和观念.和其他古代民族一样,壮族先民经历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的宗教思想发展过程,并在现代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滞留着这些原生宗教的形式与内容.巫教即由古代巫觋发展而来.它和唐代以后传入壮族地区的道教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宗教力量,一直主宰着壮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佛教和天主教也于唐宋和近代陆续传入部分壮族地区,但都未能在宗教活动上取得绝对支配权,更不如巫、道在壮族社会中普及和深入.     

明清时期广西城镇商业网络研究论纲

明清时期,伴随着邻省经济性移民的大量涌入,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出现了一批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与口岸。于是以它们为核心,依托所在江河流域构建了四个相对独立的具有明显区域性经济和文化的城镇商业网络。但缘于内向型经济格局的制约,加之地理的封闭和特定的生存环境,直至19世纪末,广西仍未形成全省统一性的城镇商业网络体系。     

壮族天琴源流探微——壮族天琴文化研究之二

通过对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初步认为:壮族天琴发源于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古为金龙峒),源自当地原住民族壮族布傣族群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礼器或法器"叮鼎",其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至汉代的骆越人。宋至清代流传至凭祥、宁明、防城等地,中法战争后流传到与广西相邻的越南地区。     

民俗视野中的广西那坡壮族民歌

广西那坡壮族民歌是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上盛开的艺术奇葩,它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民俗文化环境之中,生产习俗、节日庆典、人生礼仪、民间信仰、交际娱乐等等民俗活动对那坡壮族民歌的生成、传承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从跨界共享到乡土融合:嘹歌复兴与壮族社会变迁研究

以嘹歌文化主要流布地--广西平果县的田野资料为例证,"历时"与"共时"视角并重,描述了迈入21世纪的壮族嘹歌由衰至盛的复兴历程。反思嘹歌文化的发展,文章认为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跨界共享"可以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总结其规律,"传承-创新-再融入"是一重要发展模式。在多元互动的语境下,平衡好文化"向上"与"向下"之间的流向关系,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壮族歌咏文化与壮民族的族群认同

作为一个世居广西、历史悠久的民族,壮族及其先民在其长期生活的岭南地区创造了具有独特民族特色和鲜明地域色彩的民族文化。其中,作为标志性和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歌咏文化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壮族人的生命情感与诗性智慧,涵载着壮族成长的悠悠记忆,建构起壮族集体认同的文化纽带。     

壮族与客家杂居的空间结构分析——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之一

随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运动,客家人不断进入壮族聚居地区,逐渐形成壮族与客家杂居的局面.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壮族的分布以桂西南、桂西最为集中,往东逐渐递减;客家的分布以桂东南最为集中,往桂西、桂西北逐渐递减,桂中地区是壮族与客家杂居最为普遍的地区.总的来说,客家人在壮族地区的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这种分布格局的出现是和历史上客家与壮族的迁移以及民族融合密切相关的.     

中西文化交汇与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儒教复兴运动。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虽明显受中国本土的孔教运动影响,但与康有为试图借助政治的力量将孔教定为国教不同,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走的是民间化的道路。基于新华社会多元的语言状况,儒教复兴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中英双语来推广儒学。受新加坡地区浓郁的宗教氛围影响,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以构建儒教为要旨,力图整合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并通过与基督教的论争来完善理论体系的建构。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后第二次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西"军话"及"军人"考——明代卫所制在广西所凸显的军事地位

本文以壮语、布依语、毛南语、莫语等对跟汉族有关事物的称谓为切入点,从语言学及史料考证的角度对明代汉族与广西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考察,论证了明代都司卫所制除了对广西经济文化产生正面影响外,它们与当时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主要是凸显了其军事特点。     

古容州地名纵横谈

古容州即今广西容县保留有许多壮语地名,真实地记录了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壮汉民族的演化和文化交融情况,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仪式、权力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

海村是中越边境线附近的一个京族村落,当地人世代以捕鱼为生。哈节是海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而哈节仪式则是当地人建构其族群认同的主要方式和途径。1949年以来,随着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渗透,海村哈节仪式的程序、内容和当地人之于哈节的期待,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