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同“法轮功”组织斗争的性质,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三观”建设——从“法轮功”问题引出的一些思考

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民政部作出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斗争正在全国普遍深入展开。事实表明,我们党与“法轮功”组织的斗争,是一场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严肃思想政治斗争。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果断决策和正确领导下,全党上下一起行动,广大群众坚决拥护支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我们党同“法轮功”组织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通过开展这场斗争,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教育,对“法轮功”的政治本质和社会危害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摧毁“法轮功”及其非法活动,维护了社会稳     

论哲学的“理性”

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于“理性”有着不同的释说,这是理性的相对性一面。但哲学本质上是“理性”的,这又是它的绝对性一面,或称为“绝对的理性”。作为人类理性最高层面上的哲学的“理性”,是“宇宙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反思的理性”,在这意义上说,亦是“绝对的理性”。     

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弘扬科学精神——批判李洪志的歪理邪说

本文着重分析和批判李洪志关于宇宙结构、物质意识、社会政治、战争灾难、人类本性、好事坏事、前进后退、修炼四忌等方面的谬论; 说明“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虚伪性及其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本质; 揭露李洪志妄图推翻人民政权的反动目的。文章还探讨了“法轮功”现象产生和泛滥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和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指出“法轮功”现象的产生, 既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基础, 又有现实原因, 但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弘扬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有所忽视, 以及对封建迷信思想批判不力所致, 我们必须记取这一深刻教训, 努力改进工作, 提高全民素质。文章还对科学与迷信、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 以及如何理解命运等问题作了论述。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 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摆脱“法轮大法”和一切封建迷信的思想束缚     

“法轮功”迷信与抽象思维

:“法轮功”迷信是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笃信躬行的意识与行为状态。导致迷信的思维根源是超越经验的绝对化抽象思维。李洪志窃取佛家世界观和现代自然科学术语,形成了他的包括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在内的歪理邪说。广大信徒运用抽象思维沿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坠入“法轮功”陷阱。破除“法轮功”迷信不仅要正面批驳其种种荒诞不经的观点,还要引导人们改变思维方式,这就是由抽象思维上升为具体思维     

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人类理性行为分析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老干部要带头崇尚科学破除迷信

近些年来,愚昧迷信在一些地方又有抬头,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有的相信星占、卜卦、命相、风水,有病不求医治反去求神拜佛;有人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借用一些道德化的语言,进行占卜算命,骗人钱财,宣传迷信;特别是李洪志编造的所谓“法轮大法”,抛出了“末世论”的歪理邪说谣言惑众,居心叵测地制     

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心理根源探析

针对古典决策理论中“完全理性”假说的不足，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说”。关于有限理性的原因争论很多，文章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内在心理根源：决策者感知觉和记忆能力的有限性、注意资源的限制、思维的偏误、情绪等造成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可以分为“理性不能”和“理性不为”两种。     

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危机决策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的,但是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实际的管理行为只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影响了肯尼迪总统理性调控危机的构思和执行。“有限理性”由于“有限”一度使危机有转化成战争的危险,也由于“理性”最终使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为我们认识国际危机管理中的“有限”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批判

发端于康德的理性批判,经由新康德主义卡西尔等人的“扩大的认识论”成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把理性批判的对象扩大到“文化领域”,理性随之扩大为形式理性;“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解构策略”的揭示,使后现代与文化批判相遇。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实践表明,后现代具有理性特征,即一种批判理性。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理性概念之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哲学理性观念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和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即以“物理”标名而为自然理性，以“仁理”、“法理”标名而为社会理性，以绝对“天道”标名而为本体理性，以“名理”标名而为逻辑理性。这些理性类型规范和制导了中国哲学理性范畴发展演化的基本格局。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建构与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密切关联，与伦理学畸型结合，这两点为其基本特征。     

浅论尼采对“理性”的批判

尼采认为，“理性”源于逻辑的虚构，其内容是错误的堆积。首先，“理性”的基石──逻辑是不可靠的，世人对逻辑的迷信是“理性迷途”的开始；其次，靠逻辑营造起来的整个“理性”的认识体系也是不可靠的，而这一体系所体现出的价值观，特别是基督教的道德体系更是骗人的谎言。在他看来，“肉体”或“生命”才代表着真正的“理性”，才是人类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出发点。他的“非理性”提倡的就是尊重“肉体”，高扬“本能”。     

试论先秦儒学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先秦儒学以善统真价值尺度在思维方式上的体现。在其本质上，实践理性属价值领域主体求“善”的德性理性，相对有别于事实领域主体求“真”的纯粹认知理性。先秦儒学的实践理性具有强烈的现世性、明显的经验性和道德性。     

体悟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韵味———基于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世界本原的论述简

在古希腊哲学中,最初具有普遍理性或终极普遍理性思想的哲学是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限者”学说,而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则奠定了哲学追求普遍理性的最初根基。另外,柏拉图的“理念论”、毕达哥拉斯的“数”,以及古希腊“原子论”学派的实体实在论也都具有哲学所追寻的普遍理性的韵味。     

多元理性：“一家两制”与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动因

调研发现,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和消费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家两制”的方式进行社会自我保护,本文致力于分析基于理性考虑的行为动因。本文认为,由于人们的经济交换行为嵌入在自然本能及社会互动之中,单一经济理性不能对“一家两制”现象做出充分解释。因此,本文提出包含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内的多元理性概念,建立多元理性行为矩阵,说明家庭经济行为在实践上遵从的是多元理性。从食品安全“一家两制”现象中,可以看到不同理性组合的考量下,“个体自保”和“社会共保”等基于食物交换的新型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多元理性引导下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正在出现。     

历史与理性

本文试图阐明这两个问题:第一,并没有“历史理性”这种东西;第二,所谓“历史理性”或“历史理性主义”是人们误用“理性”而对历史本身的根本曲解     

浅谈哈耶克对“个人理性”的认识

哈耶克的“个人理性”观是哈耶克个人主义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通过剖析哈耶克对伪个人主义“个人理性”观的批判，进一步阐明哈耶克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对“个人理性”的认识。     

女性“隐婚族”出现的社会成因分析——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隐婚族”指的是已经履行了结婚法定手续,却并不对外宣称自己已婚身份,隐瞒已婚事实的人群,以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居多。用“理性选择理论”对“隐婚族”出现的社会成因进行分析,认为“隐婚族”的产生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西方伦理学中理性主义的含义及其基本观念

西方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理性的,同时也是正义的;人作为“小宇宙”是“大宇宙”的模仿,其本性也具有理性和良知。人类应该依据自身的本性来生活,因此服从和运用理性,既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也是幸福生活的保障。所谓服从理性,既包括服从客观理性——“宇宙规律”、“善的理念”、“自然法理”或“绝对命令”,也包括服从自我理性的指导,过不为情欲和情感所支配的生活;所谓运用理性,就是将探索知识和真理的活动,看作是完善人的理性、提高人生境界的必由之路,看作是人类德行的前提和基础。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