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

明中后期至清代 ,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市场网络体系。这使得江南经济与闽粤等地区的经济交流日益扩大 ,从而将江南区域市场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本文据此探讨两地经济联系、市场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

重大的学术变革,多半是由“大问题”引出“大思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明清江南研究“中兴”发展到今天,年年丰收之余,总感到缺少了天老地荒、披荆斩棘的刺激。当“反欧洲中心主义”破坏了原有的思考逻辑起点之后,钱穆当年说的民族发展“生力”与“病因”就成为了求解明清江南发展与不发展的重大疑难。我们或许需要暂时把许多诱人却消化不良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搁置一旁,不计较研究的结果,更看重研究的过程,让真切的实证求是取代名不符实的宏论。例如,明清江南“城市化”概念以及所谓比率的计算,因为勉强附和“现代化理论”,反而有整容与变性之嫌,妨害我们直面当时历史的真实。通贯地考察古代与近代江南变迁的有机联系,发掘与充分运用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江南近代史料,以作为对勘辨析的重要参证,可能更有利于突破旧思路,增强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并修正原有的判断。总之,以关怀中国发展为指归,明清江南研究上下联动、“通古今之变”,理应成为未来方法论变革的重中之重。     

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代苏松地区的官方毁淫祠行动主要通过毁祠庙、建社学、祀正神等方式加以展开,但并不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同时,由于这一行为主要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政治热情与利益趋向,缺乏制度保障,再加上他们不可能真正从根源上铲除淫祠产生的土壤,因此其成效长远而言难以得到保证。另外,自明代中后期以后,地方士绅在毁淫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地方利益的博奕对毁淫祠亦有多方面的影响。     

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

本文着重对20世纪以来国内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几次大的“范式转换”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主张运用环境史方法,以一种不断变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深入探讨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揭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明清江南的正统寺庙、民间信仰与政府控制

作者在分析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对于佛教政策变化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江南地区以禅寺、讲寺、教寺为代表的正统寺庙的分布与变化,从而阐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政府行为在佛教控制的层面是如何展开的。进而指出,在政府意志与民间意愿相统一的前提下,政府控制行为与民间意识形态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否则二者往往处于对立状态;虽然政府行为于民间意识形态的控制十分强烈,但是民间的祠神复兴运动在政府禁毁伊始就已经开始了。     

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

中国传统的城市,历来是封建国家的各级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为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奢侈生活服务的,市场规模狭小,被限制在城市一隅。这种情况至宋代有了重大的改变。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作坊店肆广泛涌现,遍及城市各个角落。如南宋时期的临安,“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①。如果说南宋的临安乃因国都所在,经济发展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影响而缺乏代表性的话,那么江南地区的苏州则成为地方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北宋时期,苏州的商业中心在城中部的乐桥一带,随着坊市…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

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多个群体密切相关,其中地方巫祝是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群体,会首、衙役等群体则是信仰活动的具体组织与参与者之一,而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推动民间信仰活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是其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江南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市场窥测

明清江南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市场窥测孙竞昊明清时期（截止于鸦片战争）．地处太湖盆地（即长江三角洲平原）、杭嘉湖平原，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辖治的江南地区，其商品经济发达水平臻至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在当时国民经济中雄居执牛耳之显赫地位。...     

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

明清时期的乡约教化,是以帝王的“圣谕”为根本指导思想,结合地方传统与乡镇空间区划,自上而下建构起的比较严密的宣讲系统。在江南地区,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社会精英热衷教化,为乡约工作的推展及社会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明代初期的社学系统到后期的城乡寺庙,都是乡约所建设的基本选择和乡约宣讲的中心场域。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乡约教化基础,在社学体系废替后,也以寺庙为中心建构起比较清晰的乡约宣讲网络。清代后期,从州县城市到乡镇地方,建设乡约总局与分局的行动变得非常活跃,加大了思想教化和秩序整顿的力度,为维系地方社会与重建王朝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亚地区的大国角逐及对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中亚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重要的能源经济价值及敏感的宗教文化特征,吸引了美、俄、欧盟、日、印、伊朗、土耳其等各国的力量进入该地区竞相追逐自己的战略利益.大国之间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了影响.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

明清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系统大致包括官方基层组织、民间基层组织,以及官民共建的基层组织等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之下又各有不同的具体组织,其功能前后变化,互动互补,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网络。在这个基层管理网络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推动基层组织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士绅阶层的积极活动则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化。     

明清之际三教交涉及其思想效应:以江南为中心

儒、佛、道三教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大课题,然而也是一项聚讼不已的课题。就目前的现状看,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就文献、方法,还是就角度、深度等方面评估,都似乎有些老态龙钟、停滞不前。为此,本刊约请了几位在“三教”关系方面素有研究的年轻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使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柳暗花明又一春”。     

明清之际岭南的“教堂文化”及其影响

天主教教堂作为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态 ,其中蕴涵着西方文化多种形态的要素。本文通过明清之际教堂建筑在“东方梵蒂冈”澳门的登陆、教堂文化中的洋乐和洋画、教堂文化中的钟和酒制作技术等的分析 ,揭示了岭南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要津 ,最先在那里登陆的教堂不仅仅只是一个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同时也是展示西方知识的最直观的一个窗口。教堂文化不仅给岭南人带来了西方的艺术和民俗景观 ,而且也成了明清之际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岭南成功引进的教堂文化 ,后来随着西洋传教士的北上 ,而沿着交通线推向了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 ;把包括其中的音乐和绘画艺术等在北京扎下了根 ,为清代艺术发展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明清之际士人的豪杰向慕与理想人格追寻--以易堂诸子为例

本文是作者有关易堂的系列论文中的一篇 ,意在借诸明清之际江右的这一群体 ,讨论于此一时期成为风气的士人的豪杰向慕 :他们在危机时刻的豪杰想象 ,鼓励了想象的思想氛围 ,包含在此种想象中的士文化批判的内容。关于易堂 ,可参看作者所著《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江西教育出版社 ,2 0 0 1)。     

论明清江南婚嫁论财风尚及其成因

明清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婚姻观念也因之发生嬗变。此种现象在江南地区尤其明显。婚嫁论财风尚的流衍与扩布,便是此种社会变革在婚姻领域内的反映。文章厘清了明中期至清代的江南区域婚嫁论财风尚的变迁轨迹;指出此风尚的产生除了经济因素是其根本动因外,江南社会传统的奢靡之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此外,江南士大夫在婚礼消费上树异于人,富商大贾则求同于人,而普通民众则盲目模仿从众等等,也是婚嫁论财风尚积淀生成的社会心理原因。     

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

明代中期以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兴起.而徽商恰恰是这一地区人数最多、资本最大、最为活跃的商帮,徽商为长三角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徽商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加速机:徽商的活动催生了一大批市镇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城市的繁荣.第二,徽商是长三角文化繁荣的催化剂:推动了学术进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繁荣了艺术事业.第三,徽商是长三角社会变迁的助推器.举凡这一地区社会观念的改变、等级制的被打破、社会风气的变化、商业精神的传承等等,徽商作用甚为显著.     

明清之际政治哲学的突破--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例

关于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宋元明清哲学的现代价值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肯定明清哲学具有启蒙性质,并将其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活水源头的部分学者,借用西方近代文化与现代性的话语,努力发掘明清哲学中的新思想因素。而肯定宋明理学的理论价值与现代意义的部分学者,则强调宋明理学对现代中国道德意识培养与人格境界的提升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双方又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都有自己的学术名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如何重新反思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准确把握宋元明清哲学的现代价值,仍然是一个有着广阔学术前景的话题。本组笔谈,既有吴根友教授就宋元明清哲学研究的范式及其方法诸问题作的深入思考,也有明清哲学研究知名专家许苏民、蒋国保二先生对“明清启蒙说”在学理与史料两方面做出更为新颖论证的作品,还有在宋明理学、明清哲学贯通研究中的新锐郭晓东、魏长宝、姚才刚、张丽华、陈敏荣等人对宋明学说的现代价值,“明清启蒙说”的学理困难等进行新的论证的文章。这些观点对于我进一步思考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的关系及宋元明清哲学的现代价值等,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