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大臣

办事大臣这里说的办事大臣，指雍正二年设的“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称青海办事大臣，因驻西宁，又称西宁办事大臣。清朝雍正元年以前，俱派理藩院司员驻扎西宁，办理民族事务。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后，简派大臣驻西宁总理之，而遣部郎协理。首任办事大臣达鼐，...     

雍乾时期西宁办事大臣建制考述

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在借鉴康熙朝遣官办理青海事务的基础上,于雍正三年(1725年)正式设立了“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代表中央政权全面统管青海民族地区军政.其后随着青海社会的逐渐稳定,乾隆在雍正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的基础上对这一重要的民族地区管理建制多有调整,其间既有员额、人选、任期、养廉银等具体内容上的不断规范和充实,也有过两次临时裁撤西宁办事大臣的动摇决定;乾隆时期对西宁办事大臣建制的调整使西宁办事大臣建制渐趋完善,同时也折射出清廷对青海统治政策发生大的微妙变化.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当时青海尚未建省，农业区各县属甘肃省西宁府辖地，牧区则由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衙门管辖。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西宁虽属边远，而谣言纷起，人心汹汹”。同年底，西宁哥老会乔寿山、任得慧等人提出“响应民军...     

清代设置驻藏大臣简述

在清朝,西藏实为一行省,其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与其他各省相仿。驻藏大臣受封于中央朝廷,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有自己的办事机构——驻藏大臣衙门。清王朝所派之驻藏大臣大多为副都统、内阁学士、侍郎等二品大员,其品级相当于其他各省的总督、巡抚或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大臣的设置,对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安定西藏地方、促进西藏社会发展等均起有很大的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就清王朝设置驻藏大臣的起因、起始年代以及驻藏大臣的人数、政绩得失等问题,略作评述。     

“青海学”刍议

青海地处内地、西藏、蒙古、中亚(今新疆)之间,此间发生的诸多事件,是明清交际时期中国和内陆亚洲许多决定性历史进程的源头.从雍正朝开始,青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行政区划单位,这里设立了理藩院新分支机构——驻西宁办事大臣,地位日益重要.在高度多样性的人类环境中,青海独特的历史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管理各方面都有着自我界定的中心,并牵涉毗邻的更大外部世界.青海学应该成为一项专门地域学科,其发展将促进整个中国和内陆亚洲各领域研究的深入.     

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

公元13世纪,西藏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公元17～18世纪,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掌权时期,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全面行使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力.西藏地方事实上是一个行省.西藏地方政府完全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本文试图就清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进行探索,总结一些历史经验教训,并通过历史事实说明西藏地方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清朝中央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制度化和系统化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驻藏大臣总理西藏事务,是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的西南边疆重地,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藏内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的精心培植,清朝末年西藏滋生出一股分裂的潜流,这些潜流随着形势的变化日益膨胀,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了晚清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驻藏大臣及其制度到了晚清,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鼎革管理西藏的方式已势在必行。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的遭遇及其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同时也给后人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乾隆中期清对喀尔喀的强化统治与桑寨多尔济

序土谢图汗部卓里克图扎萨克多罗郡王桑寨多尔济,乃清廷任命的第一任库伦办事大臣(18世纪中叶后设于库伦,满、蒙各一人),在当时清统治喀尔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此人,向无专论。人们认为池是清朝有才干的官吏;也有一部著作说他对清的统治采取抵制态度,关于他个人的立场问题仍存若干疑问。既然他在乾隆中期清对喀尔喀的统治中处于重要地位,那么究明他所起的作用就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了。本文拟探讨他的历史作用及当时清统治喀尔喀的特点。     

论清代中期对青海蒙藏民族的经济管控——以《那彦成青海奏议》为中心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为了削弱和硕特蒙古的势力,强化清朝中央对青海蒙藏民族的控制,清朝在政治上实行了蒙藏分治和“扶番抑蒙”的政策,其结果是经历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元年,青海蒙古族不仅人口锐减、牧地日缩,且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极度贫困;而藏族则人口与牲畜数量剧增,蒙藏两族从清初期的“蒙强藏弱”变为“藏强蒙弱”.为了拓宽生存空间,自嘉庆朝开始,居住在黄河以南的藏族各部就不断向黄河以北迁徙.这既冲击着清朝划定的“北蒙南番”的居住格局,也使蒙藏地区社会局势动荡不宁.那彦成基于当时情势,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以保证青海蒙藏社会的稳定.     

论清代驻藏大臣的历史作用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是清朝治藏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及核心人物。他不仅代表着封建王朝至高无上的尊严，更体现了国家主权的意志。因此，驻藏大臣制度史，实际上是一部清代治理西藏的政治史。如何正确地评价驻藏大臣在西藏历史上的作用及功过是非，是清代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当今国际国内分裂主义分子企图歪曲、淡化甚至掩盖驻藏大臣的作用。纵观有清一代百余位驻藏大臣，良萎不齐，贤愚各异，减否互见。驻藏前期（雍乾时期），清王朝鼎盛强大，驻藏大臣中出类拔草，政绩卓然者众，僧格、玛拉、青保、…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关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要做好保护工作,就要发掘其自身的生长要素,从而采取相宜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提高民众的自觉意识、实现可能的功能转换、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等几个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防止只做“搭台”的角色、搞“官员工程”、脱离群众、不看对象搞“一刀切”、过度开发和文化造假。     

《元朝秘史》版本流传考

《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相关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长期以来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然而《元朝秘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继续扩展和深入的空间。例如在《元朝秘史》版本流传的考订方面,随着客观环境的逐步改善,某些方面已经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完善,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做些修正和补充。     

黄帝陵地名考

本文在借鉴近年来考古学、历史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新成果的基础上 ,对陕西北部黄帝陵地区的诸多地名进行了梳理 ,阐明了上古神话、传说、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错位与吻合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我国现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在我国民族关系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三个离不开"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等等.     

梁国王墓志铭文初释

辽代梁国王石鲁隐术里者是秦国太妃之夫萧和的第三子萧孝诚的第三子,汉名萧知微,其妻是惕隐司仲父房查懒瑰引宰相第四女、耶律仁先四妹涅睦衮别胥.在出土的契丹文铭文中有自阿古只以来历代子孙的详尽记载,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这些墓志的出土,可将萧和一系六世子孙中之一部分厘清,对研究辽史和契丹史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