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回声”五人谈:中国意识与人类学意趣

中国是一种以想象为基础的意识觉知与自我强化,因此,田野工作应当着力捕捉中国意识的折射;在文化整体性视角中,中国意识能够为研究提供更周全的场景,而出色的人类学研究同时需要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学科问题。中国意识、学科问题和个人兴趣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对情感体验应当给予相当的关注,情感作为一种研究路径,也是理解社会的重要密码;田野工作应当被放置于历史的脉络和文本中,结合文化的共时性与共通性,形成理解性的认识。在田野工作方法日益被其他学科借用之时,人类学和这一方法之间依然互构着权威性,在多学科互动与合作中,人类学有责任对田野工作方法所渗透的中国意识有着更明确的认知与倡导。     

西方“人民”和“民族”概念的历史交融与互动

"人民"与"民族"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结合在一起,彼此间相互渗透、融合、塑造,引发了一场概念革命。现代政治是"人民"与"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民"为"民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承担了解释"人民"何以构成的任务。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对于"人民"的抽象、整体化设定与具象、个体化设定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观念,导致了不同模式的民族主义。     

黎苗文化与旅游产品的融合模式构建与实施路径研究——以海南为例

产业融合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和关键主题。在大众旅游的全面发展下,人们对于旅游体验渐渐产生了更深入和更多元化的需求,促使旅游业开始和体育、农业、文化等产业渐渐融合。其中,全面推进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了促进旅游文化内涵增加、培育旅游消费热点的重要举措。这种将当地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而开展的旅游开发,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给文化保护与传承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海南黎苗文化作为当地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内容,给其与旅游产业融合下的旅游产品开发带来了一定潜力。对此,文章从海南黎苗文化资源分析着手,探讨了目前的几项一般性文化与旅游产品的融合模式。最后从目的、思路和要点等方面提出了当地黎苗文化与旅游产品的融合模式构建和实施路径。     

“和”与“合”：论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系

从理论上看,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个既有边界,又有着深刻内在逻辑联系的重要概念。两者在概念、价值理念上有所差异。同时,两者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民族团结的“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合”形成的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的高级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高一级的团结层次,对民族团结有着更大的制约性和更强的影响力。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和”与“合”相统一,体现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一种深化,从而在民族政策上的一种反映。新时代的民族工作要以“合”为引领,坚持一体的主线和方向;要以“和”为基础,在实现民族团结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居巴”形成的“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居巴”形成姻亲关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居巴”完全接纳到“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异化”景观——当代艺术的碎片化生成

法国社会学家居伊·德波提出了"景观社会"理论,宣告了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已过渡到景观时代。此"景观"并非仅限于一定区域呈现的景象,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指当今人们潜意识欲望被资本主义建造的迷幻景观、图像话语所支配。本文通过"虚拟化""碎片化"的"景观社会"解读与梳理,探析社会景观视角下当代艺术呈现的思维逻辑和一个不断的碎片重构、编码的过程。     

凯里市营盘坡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贵州省凯里市营盘坡传统民族服饰交易市场的考察 ,探讨了民族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自觉过程与民族文化资源市场化的特殊形式。作者指出 ,这一交易市场的存在 ,强化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商品意识 ,也促进了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市场一方面促进了对那些濒临失传的服饰的收藏和保护 ,另一方面又使参与市场活动的少数民族群众提高了对民族文化资源价值的认识。     

仪式庆典中的认同建构与国家的“在场”——以河南蒙古族的“那达慕”为例

在青海省黄河南部有一部分特殊的蒙古族群体,在与周围藏族长达700多年的互动往来中,因逐渐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而常常被外界误识为"藏民"。80年代以来,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这一族群尝试通过复振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特色和形象。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文化复振活动--那达慕为例,通过对河南蒙古族恢复那达慕的过程的叙述,旨在探讨该族群如何借助这一仪式活动,来建构和强化身份认同意识,并进一步揭示了该仪式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异化”景观——当代艺术的碎片化生成

法国社会学家居伊·德波提出了"景观社会"理论,宣告了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已过渡到景观时代。此"景观"并非仅限于一定区域呈现的景象,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指当今人们潜意识欲望被资本主义建造的迷幻景观、图像话语所支配。本文通过"虚拟化""碎片化"的"景观社会"解读与梳理,探析社会景观视角下当代艺术呈现的思维逻辑和一个不断的碎片重构、编码的过程。     

关帝“护法神”形象在藏传佛教中的建构与显化——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族群归属与社区生活——对一个云南小镇“藏回”群体的人类学研究

云南藏区的“藏回”,是不同族群在长期交往融合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保留着一部分对回族的认同,但在生活习俗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已经深深的被藏化或者汉化.本文将以云南省德钦县升平镇为例,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绍“藏回”群体在当地的历史渊源与生活状态.我将指出,在理解这种现象的时候,需要区分“身份证上的族别”、“心理上的族群认同”与“生活上的族群习俗”这三个概念.我也将指出,对社区生活的参与和依赖是回民逐渐“打开自己”的重要原因,同时,他们也在家庭与清真寺中保留了一片自留地,使传统身份与文化得以延续.最后,结合相关论述,探讨这种“地方化的伊斯兰教”出现的原因,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     

平西人的人文特征

平话人是华南汉族的古老族群之一.这一由中原汉族迁徙而来的族群,在对异地环境漫长的适应与发展过程中,在保持了对汉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与当地族群的互动、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特征.平西人,这些处在城市化潮头的平话人不仅面临着生存方式与农民身份的转型,其人文特征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远古时代的西羌部族与关陇文化

关陇地区以老官台和大地湾为代表的前仰韶时代文化,共同催生了陕甘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一文化就是炎帝西羌集团的遗存。从距今6000年前后起,炎帝西羌集团一些支族开始向四方迁徙。其中,一支向东北迁往山西汾河与晋冀桑干河流域,与黄帝部族融合后又返回中原,形成炎黄集团;一支迁往西北甘青地区,与当地土著融合,产生了马家窑文化。炎帝部族留在关中故地的又与此后回流的部分炎黄族民构成姜炎部族。本文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对夏商时代关中的姜炎文化和先周文化、陇右的姜羌文化和羌戎文化的来源、演化,及其与关陇部族的分合流变进行了探讨。     

青海东部“家西番”的机缘与形成——以清代牌楼沟碑刻为中心

西宁浅山地区的牌楼沟村是一个汉、番混居的村落,在清中后期经历了从陈氏“汉行番俗”到马氏“番汉二礼两相并行”的变化.作为“番”、“汉”家族所具有的族群意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借以地城变迁为背景,通过对牌楼沟村汉、番两个家族的考察,再现他们因应国家的边疆政策及其开发、社会环境的改变,调适自身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省藩中间地带国家、地方/族群精英与乡村社会形成和变迁的互动关系.“番”的身份标签被利用来参与乡村社会权力与资源的竞争.“家西番”的形成既受国家治边理念与实践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以“寺族”为主的社会结构.此外,内部双方的竞争及其外在公共认知的变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二鬼跌跤”人物道具的造型研究

“二鬼跌跤”是起源于今山西忻州地区的一项民俗文化活动,由秦朝士兵背假人战匈奴骑兵的作战方法演变而来,最初的形式为身背一个假人道具,在当地称为“抱跤人”.在民间流传与发展的过程中,它既保留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又结合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摔跤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了身背两个假人道具进行表演的民俗活动,假人形象也随民间文化的需要演变成了“鬼怪”的模样,成为了真正意义的“二鬼跌跤”.这项民俗活动体现出的是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展现的是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道具人物的形象伴随文化发展的需要,传播至今经历了三次造型上的变化,每一次的变化无不反应出民俗文化的内涵.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二鬼跌跤”人物道具的造型研究

"二鬼跌跤"是起源于今山西忻州地区的一项民俗文化活动,由秦朝士兵背假人战匈奴骑兵的作战方法演变而来,最初的形式为身背一个假人道具,在当地称为"抱跤人"。在民间流传与发展的过程中,它既保留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又结合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摔跤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了身背两个假人道具进行表演的民俗活动,假人形象也随民间文化的需要演变成了"鬼怪"的模样,成为了真正意义的"二鬼跌跤"。这项民俗活动体现出的是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展现的是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道具人物的形象伴随文化发展的需要,传播至今经历了三次造型上的变化,每一次的变化无不反应出民俗文化的内涵。     

袁鼎生、蒋新平、龚丽娟的《桂林景观生态与环境研究》出版

桂林景观生态发展历程及其与生境、环境耦合发展的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合特色,探索了桂林景观的生态审美结构、生态审美特征及其与桂北生境、环境耦合发展的机理、结构与规律。该书对桂林景观生态、景观生境、景观环境耦合发展的纵向时间坐标上的探索和总结,以及对桂林景观生态与同区景观、中国景观、国外景观等横向比较研究,促进了景观生态、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和谐共生,有助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桂林生态旅游,生发健康运行、超循环发展的桂林景观生态系统。景观生态学、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与铸牢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经济生产活动、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涉及经济交往、政治认同、文化交融的心理活动过程。其核心要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自强意识与使命意识;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共有精神家园的自豪意识与守护意识;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政治意识;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自尊意识与责任意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试论回族文化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良性互动

回族文化是站在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互吸纳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下 ,建构起了自己将世俗文化与神圣信仰文化有机结合的亚文化体系 ,其神圣性与世俗性相应产生了一系列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对诸如回族的形成 ,回族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气质的塑造 ,对回族道德建设 ,以及回族文化在与多种文化和文明融合对话的互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态势 ,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探讨和研究回族文化的“二重性” ,对于更深地理解回族文化 ,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云南白盐井盐业社会的传说、信仰与仪式

云南白盐井"有盐在先"、"皆以盐故",因盐形成"以卤代耕"的盐业社会。在白盐井盐业社会中,盐经历从自然之物到意义建构,到地方文化符号生成的过程。盐的传说、信仰与仪式,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白盐井民众观念意识的表现形态。当地盐业社会传说、仪式与信仰对盐这一地方文化符号生成与演变的过程,也正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地方社会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