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诗歌的二元性

二元性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中重复出现,并且不断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反复,这既是诗人创作的特色,也映射出了诗人的人格特质及敏锐的本能意识。通过运用心理学相关理论诠释普拉斯诗作的二元性发现,诗行中二元意象是诗人矛盾个性及死亡本能与生存本能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其内在矛盾张力指向生活和社会压力的情感宣泄。     

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创作哲学

西尔维娅·普拉斯素以“自白派”诗人闻名，但是她的其他的文学身份--小说家、日记作者亦不容忽视。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普拉斯视写作为书写生命的方式、自我宣泄的出口、建立自我身份的途径与向父权社会挑战的武器。普拉斯的文学创作受到了诸多作家的影响，她在彷徨、迷茫、畏惧与探索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哲学，这在其日记中有一定的体现。普拉斯将其独特的创作哲学身体力行，使创作趋于完美，创立了一个普拉斯传奇，丰富了女性的书写历史，证明了天才的天赋与性别无关。     

西尔维娅·普拉斯创作的现代印象

对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创作已有很多论说。现从＂以‘个性经验’书写‘非个性’的现代意识＂＂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黑色幽默的诗意再现＂三个层面来论说西尔维娅.普拉斯创作的现代主义印象。以此为普拉斯创作的已有研究成果作些绵薄的补充。     

论小说遗憾结局的表现手法及美学追求

本文主要从创作手法方面切入,论述小说遗憾结局的审美效应,这种遗憾的价值和意义不仅表现在作者“怎么写”和“为什么写”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读者接受遗憾的情感反应和理性思考上。为了“写缺致憾”,作者在创作时多采用蓄势、意外、巧合等艺术手法。     

在“花朵”和“地面”之间——汪荡平戏剧作品分析及对现代戏剧创作的思考

汪荡平的戏剧作品 ,以其主题的现实性和超越性、人物的世俗性和诗意性、情感的喜剧性和悲剧性、艺术表达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启发我们对现代戏剧创作审美定位的思考。现代戏剧 ,应该把“舞台”搭建在“花朵”和“地面”之间、“诗意”和“凡尘”之间、“高层”和“平俗”之间     

爱与逃避：丁玲早期创作嬗变中的情感实践与主体性困境

长期以来,“左转”说将丁玲早期创作的嬗变解读为一种革命主体的自觉建构行为,忽视了丁玲创作动机中持续在场的情感元素具有的偶然性与情境性。在丁玲早期创作中,以偏为爱的创作风格内含着因怕而爱的情感原型,使人物在强烈的“唯爱”诉求中反而呈现出“失爱”的悖论体验。正是在“逃避-依恋”的意义上,丁玲的创作超越了一般的情感写作,呈现出所谓“左转”的文本表征,揭示了“爱”的悖论景观,也触及了“内曜不足”这个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困境。     

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文化记忆

评论界惯常认为普拉斯的经典诗集《阿里尔》是她在婚姻破裂时极端情感的“自白”,个人记忆的表达.本文通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诠释她的《阿里尔》诗集中的名字所包含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下大屠杀的恐惧、文化记忆下的核战争,以使读者摆脱“自白”对她的诗歌的束缚从而真正理解《阿里尔》诗集.诗集被置于历史时空中审视时不仅是普拉斯个体记忆的缩影,更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再现,它展示了诗人作为自白派诗人的个体痛苦和经历,也暗含了诗人对政治和历史中集体记忆的关注,尤其是对二战和战后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的关注.作为20世纪伟大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以其独特的诗歌书写了特别的文化记忆并且重构了历史和现实.     

论“人民性”艺术创作的审美张力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思想具有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品格,其“人民性”的创作审美张力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直接反映。“人民性”艺术创作的审美张力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孕育新的活力。从当代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出发,“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性”艺术创作审美张力的基础,发展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是“人民性”艺术创作审美张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人民性”艺术创作审美张力的保障。     

小说魅力探源

本文旨在小说文本的“自在”性分析，借以“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将小说创作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感知”把握出小说创作的“异化”与“间离”的自然“张力效应”。使人与自然、人与作品在现实世界中达到统一，由此找到了小说创作在审美取向中的生命韵味。作为小说创作的载体，本文更多地通过现代文学创作动态休验的“直觉思维”，把“理性感知”的形象在特定的语言（母语）环境（生活）中，揭示、敞开出小说创作的魅力之源。     

论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的“工具理性”批判

西尔维亚·普拉斯并不是一个自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但她的诗歌中包含了明显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尤其是针对生态 女性主义批评对象之一的“工具理性”,普拉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其诗歌中,她描写了女性及自然的被贬抑、被 降格,批判了二元论的“殖民化”逻辑及女性和自然的“工具性”功能,反映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精髓。     

安吉拉.卡特作品中的“蛇蝎美女”分析

“蛇蝎美女”的文学形象古而有之。与各种文学体裁融合,“蛇蝎美女”在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的性格、行为和特色。关于她的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同时,这些形象也反过来影响了社会价值导向与行为。她的形象貌似简单刻板,实则充满二元对立的张力。卡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笔下的“蛇蝎美女”与众不同,她们既有着这个类型的共性,又体现了独特的个性。她们颠覆了女性作为“被凝视的客体”这个概念,打破了表演性,从而改写了命运。此外,卡特在她的作品中表达了对这个类型创作的思考。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说创作心理机制释义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是重要的美学命题,也包含着深刻的创作心理思想。本文从艺术创作心理角度对这一传统美学命题进行论说,揭示其丰富而又辩证的创作心理机制。“入乎其内”感受生活与情感,是心理准备;“出乎其外”体悟回味生活与情感,是心理超越,是创作心理关键。同时在把握这一普遍的创作规律过程中,阐发其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冰山理论”与海明威的小说创作

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简约、精炼 ,更重要的是海明威在小说创作中敢于省略情感的表现和主题的揭示。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创作就有注重表现事件过程而省略人物情感脉络、隐藏主题思想的特点。海明威“冰山理论”对小说创作的最大贡献正在于此     

闻一多诗歌的情感张力

诗情世界具有内在张力,是闻一多诗歌的显著特色之一.他的许多诗歌运用多种理性化的艺术手法,强化了情感张力,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入探讨闻一多具有诗情张力的抒情模式及其形成原因,对于现代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富含生命张力与成长意识的写实动物小说——评雨街的动物小说

随着动物小说创作的发展，很多作者开始重新思考西顿的动物小说创作范式，尝试脱离在动物小说中投放人的情感与影子，力图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实录动物的生活，还原动物所特有的生命张力与成长意识。雨街的动物小说可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雨街的动物小说虽是实录动物生活，但因其细腻的情怀，使得书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旖旎、充满生命力的风光里奔放地发生，故其动物小说又有别于纯粹的动物成长史。     

知音:刘勰的审美接受主体心理建构论

审美创作的真正实现,离不开接受心理效应。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提出的“知音”说,就涉及到接受主体的心理结构、心理能力与情感反应模式等内容。音为知者赏,审美接受的生成必须在接受的心理动机与审美创作的兴起之意同步的基础之上。杰出的文艺作品如像“服媚弥芬”的兰花,能使人从审美接受中获得“欢然内怿”的审美愉悦。审美接受是“入情”、“见异”、“自得”,是激发情感、印证情感、协调情感。     

论钱钟书早期的衡文观

钱钟书的“耐读”即“余味曲包”,指情在词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留给读者思考琢磨或再创造的余地;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从字句推敲、修饰的技巧上下功夫。“唤应起讫,自为一周”．这是从作品激发读者情感和谋篇布局的角度提出的审美要求;这一要求不但指出作品形式上应该完善,而且揭示了读者在审美活动中心在经历平静──起伏──再平衡的历程,心灵状态恢复到从前,而思想与情感却得到丰富和陶冶的规律。钱先生自己的创作就是这种“耐读”和“唤应起讫,自为一周”的艺术追求的体现。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苦难背后的温暖--刘玉栋小说论

吴义勤认为,刘玉栋的写作给人厚实、稳重、沉静的感觉。他是一个乡土小说家,“乡土的道德化”是他的价值支撑,也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乡土情结隐藏着深刻悖论,既对乡村的纯朴人性和伦理情怀满含敬意,又不能不正视乡村道德日益颓败和沦落的现实。这种情感和价值观的矛盾构成他小说的内在张力。洪治纲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充满温暖的情感之力。他以一种温情式的话语基调,朴实平和地叙述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故事,在悲剧性氛围里发掘种种人性的光辉,凸现人格尊严的力量,寻找内心温暖的亮光。其创作已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格调。石万鹏认为,刘玉栋的小说展示了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和普遍化的童年经验,表达了他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理解感悟,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与忧虑。其创作呈现出一种忧伤的诗性和抒情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