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之重才

《世说新语》所描述的士人有一明显倾向--"重才".魏晋士人"重才"的原因有三:魏晋黑暗的政治社会环境导致魏晋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士人以才智证明自己的价值;魏晋的人物品藻更深化了士人的重才意识;魏晋的清谈也为重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     

布衣及其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布衣原指人的身份,即身处下层的平民。但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唐代,布衣几乎成为未仕的士人的代名词,即所谓的布衣之士。布衣之士不同于普通的平民,他们是平民中的读书人。布衣之士虽身处贫贱,却以通经籍、明道义而自高。布衣之士,虽然始终没有形成自觉的阶层意识,但是却在历史上形成了士文化中一种突出的现象:布衣精神。主要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情怀,即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安贫乐道的士人气节,即不以贫贱为耻、乐道安贫、寂寞以守志的情操;平交王侯的布衣立场。总结这些布衣精神,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士人出处之道。     

《左传》女性形象的士人气质

《左传》中的女性形象向来备受关注,就其形象研究著文甚多:或把她们分成妇女的若干类型;或探讨她们的历史命运;或分析她们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才能、智慧等等。但这些研究大多倾向于以性别视角为出发点,在潜在的男女二元对立的传统视域之内,以女性特征为大前提,研究她们在共性中的特性。本文试从这些女性形象所生成的历史环境出发,探讨她们作为一个与男性同等的社会人在士阶层兴起并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所受到的士风潮流的影响,重温她们在深闺宫墙之内感受到的士人气质的巨大冲击。     

略论士人知识群体的形成及社会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 ,士人知识群体形成 ,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 ,代表战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士人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冲突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 ,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 ,将士人群体置于专制政权设置的规范之中 ,士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在此时基本确定 ,其社会生活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创造和传承文化 ;追求个性独立 ;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人格完满 ;积极的用世思想。这些特点成为士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基本区别     

论李梦阳之经世思想及其实践

关于李梦阳的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在某种程度上湮没了其在文学领袖形象之下的士人角色。对李梦阳经世思想、实践活动以及仕宦经历层面的考察,可以窥探出明代中期士人在时代大变迁下,形成了一定的惶恐心态以及对士人状态的反省。在面对商人成长、宦官专权等众多的挑战时,他们力图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重塑士人阶层,扭转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教,以重振士大夫政治。     

论《庄子》的士人形象及其成因

《庄子》里有许多比较鲜明的士人形象,其代表性的形象是孔丘与老聃,此外,还有自我形象——庄周和惠子诗人形象。这些形象大多寓多种性格于一身,又在一身中把多种性格合理地统一起来。《庄子》士人形象的成因大致有四个方面:《庄子》士人形象的产生根因于时代。时代思想和时代文化思潮成为《庄子》的士人形象的根因;《庄子》的形象是汉语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庄子》的士人形象也是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     

文人与诗妓──诗妓在诗词传播中的作用探微

诗妓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 ,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畸形阶层 ,本是因士大夫文人阶层的需要而生 ,因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紧密联系而发展 ,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使得她们在信息传播渠道欠发达的古代社会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诗词传播者的角色。她们在中国古代的诗词的普及化传播中 ,起到过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 ,甚至对中国古代文学样式的流变产生过独特的影响     

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

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张涛儒家经学在汉代成为正统学术和统治思想，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士人，由于经学的濡染、熏习，心态也已大大不同于先秦士人。汉代士人心态可以归纳为：...     

乡村天使

她们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她们只是一群来自印度低种姓阶层的文盲妇女。然而,作为受过培训的乡村卫生员,她们为孕妇接生、救死扶伤——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游士·隐者·道家

中国古代的士阶层对社会政治、文化等都有重要影响 ,对先秦道家来源的探寻 ,也不可能离开士阶层。先秦时期的士阶层即是“游士”。所谓“游士”,首先指的是离宗国、去乡土 ,以文才武艺游移于列国间的士子 ;其次 ,先秦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名存实亡 ,因而他们上下游移 ,上可至“士大夫”,下则为“士庶人”;第三 ,是指游离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外的士子 ,即“隐士”。可以说 ,隐者群落的思想和行为孕育了道家学派。但道家并非一般的隐者 ,道家风骨集中体现在“避于俗世”、“隐于自然”。“避”是对外在世界的否定 ,“隐”则是对心性之自然的向往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魏晋南北朝宗教与艺术兴盛原因之我见

一个时代士人的心灵求索展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画卷,从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心灵追求中可见该时代宗教与艺术发展之动因,同时,从宗教与艺术的特性中又可见该时代士人的内心世界。正如鱼之于水,宗教与艺术也不是无源的,它深埋于庄园之中又独立于庄园之外,横亘于两者之间的正是庄园化的士人。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也反映出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书、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体系。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深刻影响了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唐末艳诗论析

唐末时期,艳诗创作呈现出全面泛滥的态势,出现了群体性的大规模创作和彼此间的艳诗唱和。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艳体组诗。唐末艳诗往往显得情感单薄,充满感官刺激。这种艳体诗风的泛滥是当时士人颓废心态的反映,也是当时浮华放荡的士人风尚的产物,更与当时士人的审美趣味和诗学观念密切相关。     

徐渭养生生活初探

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来被士人阶层所推崇。中国古代士人的养生生活实际是儒、医、道、佛四者相结合的混合体,四者相互结合、融会贯通。抒写真我,期于自得,不为人事所累,是以徐渭为代表的明代士人的终极追求。徐渭养生生活,与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仕途阻塞、士人群体的失意与困惑不无关系。     

略论中国古代女作家

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极其复杂的,有象武则天、慈禧太后那样君临天下的人,也有不少养尊处优的人,然而她们中大多数则是过着悲惨的生活。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劳动妇女固不待言,她们既受着阶级的压迫,同时也受着夫权的压迫;即使是上层社会的妇女,她们虽不受阶级的压迫,但一般仍然要受夫权的压迫,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女子要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的支配。中国是一个长期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因其对妇女迫害的时间延续得特别长,其灾难显得特别深重,这一苦难历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宣告结束。     

略论中国古代女作家

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极其复杂的,有象武则天、慈禧太后那样君临天下的人,也有不少养尊处优的人,然而她们中大多数则是过着悲惨的生活。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劳动妇女固不待言,她们既受着阶级的压迫,同时也受着夫权的压迫;即使是上层社会的妇女,她们虽不受阶级的压迫,但一般仍然要受夫权的压迫,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女子要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的支配。中国是一个长期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因其对妇女迫害的时间延续得特别长,其灾难显得特别深重,这一苦难历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宣告结束。     

分层时代的研究——汉宋之间医疗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医者如何自我定位以及社会如何定位医者毫无疑问是影响医学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先秦医者并不掌握话语权,他们的定位似乎只有通过"他视角"才可得以展现,至西汉,儒学全面夺取话语权,"他视角"中的"他"已经演变成为儒家,医者技术阶层的命运由此奠定,这就决定了中古时期医者及医学社会地位的低下。在北宋儒医阶层兴起之后,医者地位有较为明显的抬升,而这还是要依靠儒者的推崇,医学价值的依附倾向十分明显。中古时期所谓官方、民间医学的区分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问题,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官本位社会的曲折反映。对于今人来说,目视所及多为官方组织与上层社会史料,容易导致研究的侧重。但是就文本本身而言,其实还应该看到每每有出土文献或者其他考古发现总是能展现一种传世文本之外的世界。儒医是对中古时代"士人"与"医者"以及"鬻技"与"医学爱好"诸多分层的一次整合,宋代儒医继承于唐后期爱好医学的士人阶层,但突破了鬻技的心理障碍,从而带来了医人阶层乃至医学的巨变。而局方问题应该说是另一个"分层融合"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