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权的比较研究

私有财产权是一种财产上的私权,它是一个不同于私有制的范畴,也不是私有制社会的专利。受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私有财产权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核。在大陆法系国家其表现形式是私有财产权的理念,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表现为私人财产权的观念。就内核而言,东方国家重视其静态的一维性而强化了公有财产权的份额,西方国家则长期秉持动态的一维性而极力扩张私有财产权的数量。这一发现既证实了私有财产权在资源稀缺的人类社会文明史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又表明了私有财产权与所有制的显著区别。而且正是这一发现致使私有财产权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地位。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出现,各国的财产权体制出现了相互借鉴与靠拢的趋势,并由于历史的原因体现出不同的复归路径。我国正在建构财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其基本设想是构造一个即可保障“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又能实现“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的法律制度,该发现可以为之提供相对合理的解释与支持。     

财产的私有正当性——《财产权与自然资源》中“财产的私人功能”述评

关于财产和财产权的问题,一直以来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思考。Barnes在《财产权与自然资源》的“财产的私人功能”一章中对财产为什么会存在、财产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什么以及法律应当赋予财产怎样的地位等问题给予了回应,并从法律上的排他性和财产的合理性两个角度出发,全面论证了财产的私有正当性,呈现出关于财产权的独特理论架构以及清晰严谨的逻辑脉络。     

区块链数字资产的财产意涵

区块链的技术架构决定了只有持有私钥者才能改写特定账户地址上的语义信息。将区块链数字资产涵摄于或类推适用物权的观点，忽视了语义信息并非特定的物、无法被直接支配且不具有完全排他性的特征。《民法典》总则编对财产权的规定超越物债二分体系。对新型财产的讨论，应当放弃“物化”的路径，改采财产权的一般理论的路径。财产权的构造性要素是排他性，即：未经权利人同意，他人不得擅自享受归属于权利人之财产。财产权的排他性是通过外在客体的物理边界与涉及外在客体之行为规范综合实现的。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区块链的技术架构可以作为物理边界，赋予持有人对比特币、NFT等链上数字资产以排他权，但持有人对NFT映射的链下数字作品并不享有排他权。     

论虚拟财产权的功能

虚拟财产作为法律规制的对象不仅在于其具有现实财产的基本属性,而且在于其作为财产的功能性。虚拟财产权是网络经济条件下的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形式,它具有不同于现实财产的涵摄、扩张和渗透功能以及虚拟财产的交易机制,尤其是将无体财产的功能性渗透到虚拟的世界,扩大了现实法律对社会财产调整领域。将虚拟财产权纳入财产权的范畴,重构社会财产交易的法律秩序,有利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均衡与和谐。     

物、财产、财产权之辨析

两大法系关于“财产”有多种不同观点,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均指涉“非人身利益”。权利的本质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财产”的实质就是财产权而非财产权客体。由于有形物具备普通人易于理解的直观性以及罗马法上对“物”的不适当分类,“财产”与“物”存在着混淆,应当予以澄清。     

西方技术观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启示

技术观是人们在技术实践中以及对技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共识,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技术实践活动的认识和反思。西方技术观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本质主义到建构主义、再从建构主义走向实践哲学的演变过程。本质主义技术观假定,在技术背后存在着先验的本质,因此基于不同的本质设定可以把本质主义技术观分为工具论和实体论;建构主义技术观否认先验本质的存在,强调技术活动的价值渗透性,将技术看作是社会建构之物、是技术逻辑与社会内容的汇聚。技术是历史变动性和历史恒定性的辩证统一,是自然维度与社会维度有机结合,技术实践的研究路径可以整合技术工具论与技术实体论,吸纳技术建构论的合理内核,提供现代性批判的新维度,代表着技术研究的新趋势。     

对我国物权法关于企业财产权规定的二维解释

新近颁布的我国物权法第68条对企业财产权的规定,隐含着诱导权利定性与反权利定性两种彼此矛盾的指导意义.这是我国多年来企业财产权理论研究中,重内部财产关系建构的宏观视角与重外部财产关系解释的微观视角,彼此博弈的结果.在对有关法条进行解释时,应注意微观解释与宏观解释的功能互补,既要考虑到法人财产权制度对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交易功能的保障作用,又要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国情,以法人财产权制度满足出资人与企业间财产关系建构之需,满足法人类型序列的编排之需.     

民法理论逻辑起点探析——兼论物权本质的重新定位

经由哲学思辩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应有科学的逻辑起点,民法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财产权,而不是财产,财产仅是财产权的载体。物权和债权是民法为保护财产权而设定的法律权利。物权是法律赋予特定财产权之上的排他性权利,旨在强化财产权之归属。应将财产权和物权严格区分开。     

财产理论与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建构——以自然法为视角

生命、自由、财产逻辑下的财产理论,以劳动证成财产合法性,建构起内在人性到外在显现的社会场景;其中,形而上的自然法财产形式实现着人道关怀,操作性的实证法财产形式确立着历史权利;值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之年,应基于“制定法律的目的即是保障人们的权利”的理念,践行内在心理的敬畏和外在社会的遵从两维度,以契约人为理念建构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以法治来统领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来化解转型期社会风险,建构和谐社会。     

新型公司制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

文章从财产权属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了新型公司制企业改制后财产权属关系,包括股权、法人财产权的性质与特点,以及"股权--法人财产权"结构模式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论证了财产产权制度扬弃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固守于大陆法系财产所有权制度观念的局限性.明确指出股权与法人财产权是两组在内涵与外延上完全不同的产权权利束,作为股权--法人财产权这种结构形式,既不是私有权,也不是公有权,而是社会共有权的财产形式,是资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创设信息产权概念构建信息法体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新兴的信息资源需要专有保护,但将其纳入传统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显得力不从心,且有很多盲区和不便。故此,必须创设一个新的概念—－信息产权。信息产权的外延广于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是信息产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信息产权由知识产权和其他专有信息产权两部分构成。同时,以传统的知识产权法为骨干,以其他的专有信息产权法为补充,构建一个体系完整、适应信息时代需要的法学理论体系。     

知识产权经济性质的探讨

作为知识产品的具体形式,知识产权是一种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经济资源,它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著作权、商标权、特许权等无形资产,是经济、技术与法律的混合体,但其基本属性是经济性。知识产权与经济密不可分,其形成的基础、效用及商品与价值内涵,都折射出经济的本质。     

知识产权法中物权理论的应用

在“物必有体”的传统民法原则掩盖下 ,权利客体具有无体性的知识产权当然地被排除在物权范畴之外。然而 ,在将知识产品与物、知识产权与所有权对比后可以发现 ,知识产品与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知识产权从属性上讲与物权并无牛氐牾之处。因此 ,以是否“有体”作为划分物与权利标准的做法已经不合理了 ,而应以“纯粹客体性”和“实在性”取而代之。在此基础上 ,应当以知识产品为中心 ,参照物权体系构造一个大于知识产权的知识产品权体系 ,以加强对知识产品权的保护 ,完善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的理论体系。     

传统一物一权原则的坚持与发展

传统一物一权原则在物权法中的地位存有争议。传统一物一权原则有其特定涵义,因其内含物权的基本功能价值和反映物权的基本属性与商品经济的要求,应予坚持。传统一物一权原则为罗马法时代的产物,主要适用于有体物和所有权,已滞后于社会现实,因应社会发展变迁,其内涵应有所发展,即＂一物＂包括＂客观一物＂和＂观念一物＂并囊括有体物和部分无体物,＂一权＂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等。     

虚拟财产权初探

虚拟财产的保护可以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三个层面上进行研究:在应有权利层面上,虚拟财产具有稀缺性、价值性、客观性以及非人格性,理应成为财产权保护的客体;在法定权利层面上,对虚拟财产进行保护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虚拟财产权应该而且能够由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在实有权利层面上,通过虚拟财产权制度的设计,为虚拟财产权由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提供制度保障.唯有如此,虚拟财产权才能够得到实现.     

基于外部性对财产权观念的反思——以私法制度为视角

自然法的财产权概念虽然从未作为任何法律体系中"行动中的法律"而存在,但其影响却不客忽视.受其影响的财产权模式在现实社会中不仅遭到法律学界的质疑,也受到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坚守自然法财产权观念可能会对其他人强加成本.自19世纪以来,人们便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这同时也加速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论国有企业中的国家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集中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财产权的法律性质上.本文从所有权结构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国家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法律性质,及其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的产权关系,明确所有权权能可以分离的理论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连接提供了法律依据.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界定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从此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不再虚置,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形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论物权关系的法律调整——以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功能协同为中心

物权关系的法律调整不等于《物权法》对物权关系的调整，物权关系需要整个法律体系及其各法律部门协同调整。从历史来看，民法及其物权法并不能调整各种性质和类型的物权关系；从发展趋势看，经济、社会的社会化是物权关系需要各部门法协同调整的根本原因；从实践看，各部门法协同调整物权关系是经济、社会的客观要求。例如，民法及其物权法在调整投资经营公司或企业法人条件下形成的物权关系、国家和地方物权关系、合作制集体物权关系时存在着固有的劣势与不足，因此需要企业和公司法、国有财产法、合作社法等与民法及其物权法的功能组合，才能实现对这些物权关系的有效调整。     

论国企改制的产权构建

公司体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国企公司制改造是当前国企改制的主要方向。与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界定不同,公司制国有企业的产权基础由国有股权和公司法人财产权构成。本文分析了国有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内涵和性质,在此基础上指出法人财产权是股权的上位概念,因而从股权来推导出法人财产权的思路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准确界定二者的内涵,科学厘定二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国企公司化改造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