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觉者的悲愤和痛苦——谈鲁迅《野草》中的两首《复仇》

在《野草》的二十多篇散文诗当中,只有两篇作于同一天,也采用了同一标题,这就是1924年12月20日写的两篇《复仇》,稍后又同时发表在《语丝》等七期(1924、12、29)上。这两篇都是讲如何向“旁观者”亦即鲁迅先前一再慨乎言之的“看客”复仇,复仇的方式和深度则不     

“影”的生存状态与“梦”的现实影像——论《野草》艺术形式之二

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有近一半的篇目是以梦的形式构思成篇的。这种形式既是鲁迅对所憎恶的社会现实的无奈的“技术”装饰上是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曲折影射和艺术想像的创造,所谓“难于直说”的变形说法。对代表篇目《影的告别》中“梦”的丰富内涵和奇特意象作具体分析,能隐约窥视到鲁迅当时不堪困苦的内心世界、奋力抗争又自甘隐没的精神状貌和意志品质。     

从《铁流》图到《引玉集》

《铁流》图的来历和传播《鲁迅日记》一九三○年九月十日载:“下午收靖华所寄《十月》一本,《木板雕刻集》(二至四)共三本,其第二本附页烈宁像不见,包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验讫’印记,盖彼辈所为。”最初阅读至此,心想鲁迅在日记中很少有这样的涉及时政的记载,而今如此特书反动派的“德政”,显然是对“彼辈”非常憎恶,已是怒不可遏了……后来我又发现,这则日记     

鲜明、深刻、隽永——《有的人》简析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诗人臧克家满怀革命深情创作了一首抒情短诗《有的人》.诗的副标题叫《纪念鲁迅有感》.诗的标题为“有的人”,实际上是指两种人,即鲁迅先生和那些反动统治者.诗也就处处以他们不同的人生观作对比,对鲁迅先生进行热情地赞颂,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而对那些反动统治者进行无情地鞭挞,表达了憎恶的情感.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鲁迅何以姓过"唐"?--从《琐忆》的一则注释谈起

高中语文课文《琐忆》曾经写到文章作者(唐 )第一次与鲁迅见面的情景。唐 当时是署名作文以抨击时弊,因而累及鲁迅,所以见面时内心疑虑重重,惴惴不安,非常矛盾。互通姓名之后,鲁迅一句“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更添作者的窘态。此时,鲁迅却话题一转,故意重问姓氏,然后不无幽默地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一解作者窘状。 鲁迅所言姓过“唐”,这是指其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之新诗《梦》的首用笔名“唐俟”,同时发表的还有新诗《爱之神》和《桃花》,杂文《我之节烈观》。 鲁迅用“唐俟”为笔名,其…     

鲁迅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是个旁观者。“旁观者”的身份固然使鲁迅比身当其事者保持了更多的清醒与理智,但也容易让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反思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 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诸多言论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辛亥前后复杂的历史状况的深刻洞察与揭示,然这些言论却不可以拿过来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证据。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长期关注“人心”或者说“国民性”的问题,绝少从制度层面看待中国道路问题。这使得鲁迅对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或者说程序上结束了皇权专制,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鲁迅的很多小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的意义上被理解和阐释着。其实,这样的理解和阐释既包含了对辛亥革命本身性质与任务的误解,也包含了对鲁迅此类小说本身的误解。     

藤野:鲁迅前期内心世界中的一个亮点--在日本芦原町"藤野严九郎与鲁迅"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激之情何以非同寻常?首先是自“家庭变故”后,鲁迅一直在寻找“别样的人们”,从南京、东京,至仙台,鲁迅终于发现了“伟大的”“性格”;其次,写作《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因生活中颇多“纷扰”而希望“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鲁迅正是借回忆藤野先生而在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     

略谈《社戏》的语言艺术

《社戏》是鲁迅早期的作品。小说节选部份通过“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赞美了劳动人民的善良、质朴、无私的高尚品德,表达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向往,和对封建教育的憎恶。     

从“看客”形象看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发展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其“麻木的神情”曾给鲁迅莫大的刺激,不仅促成他弃医从文的人生抉择,而且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鲁迅笔下看客式的人物很多。大致说来,凡是相对于某一人物事件,处旁观者位置,有“看”这个基本动作,显露出麻木无聊,落后保守,冷漠自私缺乏同情心等共同精神特征者都可纳入“看客”形象系列,这个形象系列贯穿于鲁迅前后期的各种创作。这些“看客”诚如鲁迅所说,是“愚弱的国民”,“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特产。鲁迅广泛描写解剖这类社会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麻胡”讨源

一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以“麻胡”恐吓小儿之俗。此历代多所记载。鲁迅于《朝花夕拾》中曾两次提到。他在《后记》中说:“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图》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子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鲁迅所引《非麻胡》全文如下:     

旁观者俱乐部

理查德·斯梯尔(1672-1729)和他的老朋友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是英国著名的散文字。前者创办过《闲话报》,后者出版过《旁观者》杂志;他们的文章思想深刻,文笔犀利、幽默,涉及当时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问题,影响很大。在《旁观者》第一期里,出版者向读者作了自我介绍,自称是“旁观者,”因为他喜欢从旁观察人生,不愿置身其间。第二期,即由斯梯尔撰稿介绍聚集在《旁观者》周围的整个俱乐部成员。成员有六,来自社会各个界层,各具特性,志趣均异,作者将他们刻划得栩栩如生。     

从《摩罗诗力说》谈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意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家的责任,文艺的特点等基本观点既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也是鲁迅整个文艺思想的核心。对鲁迅毕生的创作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的:“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文艺“为人生”这个观点正是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来的。鲁迅写道:“文章之作用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故文章之于人     

“灵台”我见

鲁迅先生《自题小像》一诗中的“灵台”,所见到的解释中,无一不是作“心”解的。其主要依据是:《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晋朝郭象注“灵台者,心也。”又: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据此大家都一     

《莺莺传》的得失

在唐代传奇中,元稹《莺莺传》是一个很特出的存在。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唐之传奇文》中就将其与李公佐之作相提并论,谓为“于后来影响最大而特可注意者”。然而同时又说它“并不怎样杰出”。的确,《莺莺传》是一部影响很大又有着严重思想、艺术缺限的作品。关于此文思想性的局限,前人已多所论列,鲁迅所谓“篇末文过饰非,遂恶堕趣”(《中国小说史略》)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然而关于它在艺术上的失误及原因,却向少专文论述,间有涉及,也语焉不详。本人即从这里入手,也来谈谈《莺莺传》之得失。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     

尊重自我的重量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记载：陈寅恪跟鲁迅是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两人很早就认识，后来也有交往，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这样的记载。鲁迅后来在文坛上的声望如日中天，陈寅恪却很少向人道及他们当年的交往。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