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教学中运用案例区别几种相似罪的探讨

文章通过对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清楚地对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拐卖妇女罪与强奸罪,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盗窃罪与侵占罪作了区别,阐述了刑法教学中运用案例区别相似罪的重要意义。     

浅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环境污染问题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刻不容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现行刑法所规定的一项非常典型的环境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较大修改。新修改后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降低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犯罪客观方面的标准,即只要求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处置物质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就构成本罪。在实践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投毒罪有相似之处,但主要区别在于犯罪行为人的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内容进行了修订,而其罪名并没有调整,由于社会发展,新的情况不断产生,其也罪名应该予以及时变更。     

危险驾驶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适用

为了控制危险驾驶行为所可能导致的风险,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涵盖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模式的危险驾驶罪。从犯罪形态上讲,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属于必要的共同犯罪,并且需要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具有情节犯的特质。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理论上应当是一旦实施醉酒驾驶行为犯罪即告既遂,但基于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的指导和制约功能,其还是应当受到刑法第13条但书的制约,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驾驶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初衷排除了适用缓刑的可能,而缓刑制度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又可以适用缓刑,二者之间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现象,基于刑法的谦抑性,还是应当对其限定条件地适用缓刑。     

危害公共卫生罪规制范围的检视与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中心

危害公共卫生罪的保护法益是公众的生命健康，而不是公共卫生管理秩序(制度),明确其保护法益是进行刑法规制的前提。《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扩大该罪的传染病范围，增设行为类型，但是对其构成要件缺乏类型性描述；新增基因科技犯罪，其中非法采集人类遗传资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的规制范围符合刑法的补充性原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的构成要件缺乏类型性，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样容易形成处罚漏洞。对危害公共卫生罪规制范围的完善路径：一是采取例示法，实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罪状的类型性描述；二是合理设置基因科技犯罪的刑法规制边界，权衡好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之间的关系。     

论同罪余罪自首的刑法规范

自首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是刑罚人性化适用的充分体现,对于预防和惩治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刑法》确立了以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为主要内容的自首制度。但目前学界和司法部门对同罪余罪是否应当成立自首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则间接否定同罪余罪成立自首。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根本标准,现行司法解释曲解了《刑法》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同罪余罪的自首属于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的范畴,同样应当适用《刑法》关于自首的立法规范而成立自首。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刑法》的自首制度也应当做出应有的回应。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刑法谦抑性原则之考量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原则。它的宗旨在于可以使用刑罚以外的手段能够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时,就不要使用刑法加以调整。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行为边界设定和犯罪情节描述方面虽然反映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但在司法解释中关于"情节严重"的列举性规定之间却存在逻辑矛盾,容易产生罪刑不对等的现象,从而背离了刑法谦抑性原则。此外,本罪中关于法定刑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和起刑点过高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实现,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一些罪名中,应该通过修改刑事立法的方式予以调整。     

和谐社会视野下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问题研究

出罪与入罪是刑事立法定罪问题的一体两面。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危害性始终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基本的标准,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和入罪的功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立法者运用刑事立法权确定犯罪圈的活动应当是双向的,既包括入罪,即犯罪化,刑罚化;也包括出罪,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的理论依据在于：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的人权保障原则和相对罪刑法定主义。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罚金刑之比较研究

199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澳门刑法典》,是一部典型大陆法系特点的刑法典,基于“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政策,内地与澳门的刑事法律都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两地刑法罚金刑在地位、适用及执行方面的立法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较与借鉴澳门刑法罚金刑立法,旨在使内地罚金刑方法不断完善。     

内地刑法与香港刑法缓刑制度之比较

内地刑法与香港刑法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内地刑法与香港刑法中的缓刑制度,试图对内地刑法中的缓刑制度从体系到理念能够有新的认识.     

高空抛物罪的教义学阐释及司法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与《高空抛物意见》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其目的在于强化对公共场所秩序法益的保护,以弥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犯人身财产犯罪罪群体系上的处罚罅隙.高空抛物行为及其发生的场域复杂多样,应采取具体危险犯的判定模式,"情节严重"之标准要求足以引起公共场所周边不特定公众的紧张与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高空抛物罪的主观罪过仅限于故意,排除过失形式.在主观认识要素上要求行为人对抛掷物品的材质、密度等物理特性以及抛物之时空环境具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为了避免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高空抛物罪的规制范围不宜过于扩张.高空抛物罪的增设势必会对刑法体系中的其他罪名产生竞合或交叉,有必要从解释论上予以衔接、融贯,构建高空抛物行为司法应对的系统方案,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罪刑法定与我国刑法的价值选择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一个深刻的观念变革与价值重塑工程 ,只有从它的思想渊源、价值内涵等方面把握 ,才能使罪刑法定原则“从法律理念转为法律现实” ,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得以贯彻     

大陆刑法与澳门刑法犯罪中止的异同

大陆刑法与澳门刑法均规定了犯罪中止制度,两部刑法对中止犯规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立法精神上和表现形式上,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处罚原则上和成立条件上,澳门刑法规定的犯罪既遂后仍可成立犯罪中止值得借鉴.     

中、法、德等国刑法对日本近代刑法发展的影响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刑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外国刑法的影响。其中中国、法国和德国刑法都对当时日本刑法典的制订产生了影响,但三者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具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出刑法发展不仅要受到外米环境的制约,同时还受内部因素的支配。这三者的不同作用方式,体现出日本刑法在不同时期所承载的社会功能的差异。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当废除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机能不健全,实施效果差,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该罪的设立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人人平等的原则而缺乏正当性。应当废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增设“财产来源不明罪”解决来源不明财产的问题。     

论环境刑法行政化

环境刑法行政化研究的是环境保护进程中刑事法与行政法的交叉和衔接问题。环境发展的经济性、环境保护的预防性以及刑法的稳定性和谦抑性品格共同构筑了环境刑法行政化的基础。环境行政犯罪中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关系,为环境刑法行政化的制度性关键—环境行政违法要件与环境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界限。环境刑法行政化是环境行政权与环境刑事司法权运行的制度化体现,权力分析的方法为环境刑法行政化的发展构筑了现实轨道。制度缺陷与完善是环境刑法行政化研究的落脚点,是从行政化的视角对我国环境刑法的赢弱之处予以审视与反思。     

对袭警行为入罪的再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规制袭警行为有了新的规定,但仍未单独设置"袭警罪",这依然无法解决大多数袭警行为不能入罪的问题。现阶段袭警事件多发,已经影响人民警察的正当执法,也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更是很大程度上损害国家法治的权威。另外,严重袭警行为这种本来主要侵犯国家公权力的犯罪行为,在实际中却时常要用侵犯公民权利的罪名来定罪处罚显然是不当的。我国目前刑事立法现状恐不足以应对人民警察执法所面对的日益严峻的形势。单独设置"袭警罪"已是势在必行。     

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的理解与适用

生物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继续织牢织密法网对其进行保护。经历了分散立法和专门立法阶段,我国在外来物种入侵防治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行政-刑事”二元法律体系。近年来,外来入侵物种泛滥,相关案件频发,对生物安全造成了严重侵害,极大地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永续发展。对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对可能引发外来物种入侵的行为进行规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犯罪治理体系的实际效能。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存在具体法益较为单一、构成要件较为模糊和制裁措施不够多元等适用难点。对此,应当通过准确认定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合理阐释构成要件要素内涵和科学配置多元化刑事处遇措施等方式优化本罪的司法适用模式,切实提升犯罪治理效能。     

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可以从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三个维度予以勾勒.就研究方向而言,应当强调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实现全面发展,并应着力把科学发展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如何在刑事法治建设中贯彻落实之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开展对改革开放30年来刑法学成果的总结性研究和大力开拓对刑法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应倡导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重视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合理并用;繁荣、优化比较研究;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注意借鉴、引进其他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探讨和解决实践问题的研究道路.就研究重点而言,应加强在刑法的解释性研究、刑法基础理论、外向型刑法、刑法学体系和我国刑事法治道路的模式选择以及刑法现代化问题等薄弱环节上的研究力度,努力推进我国刑法学术的深入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