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出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城乡分割体制的存在、贫富悬殊的两极化以及阶层认同的危机,都对现代法律秩序生长提出了严峻挑战。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篱笆,提供更多的流动机会与制度空间;抑制社会权力滥用,加强平民上升流动,大力培育中产阶层;通过结构性改造和制度性变革,加强阶层认同意识,是应对各种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推动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有效途径。     

我国老龄社会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对策

人口老龄化不仅逐渐成为全球性趋势,而且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时代的课题。我国老龄法制在基础性法律规范制定、立法的科学性与制度性、法律救济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而西方国家注重立法建设、优化国家权力、市场化改革、多元化的老龄工作体系,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法律制度建设思路。     

法治: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

法治作为规范和限制政治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与自然界一样,具有生态系统的某些特性.法治作为政治生态系统,其内涵远远大于法律和司法,法治不能从法律的内部推演出来;法治作为政治生态,需要与之相匹配且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民主、人权、自由、完政等政治法律制度与价值观的支撑和滋养,自然法思想是法治的理论基石;法治通过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达致政治生态的平衡.     

紧急状态的基本要素及其制度选择

紧急状态制度应包含以下基本要素 :紧急状态必须是一种合法的国家行为 ;必须具有决定紧急状态的法定原因 ;必须具有决定紧急状态的合法合理的目的 ;紧急状态应具有必要的法律效力。从世界范围来看 ,国家紧急权力主要体现为紧急状态形式、戒严形式和分别形式。这三种形式都曾在中国实行过。现在 ,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已废除戒严形式 ,实行紧急状态形式。作出这种选择的基本原因在于 :从范围上看 ,戒严过于狭小 ,紧急状态相对较为宽泛 ;从手段上看 ,戒严过于严厉 ,紧急状态相对较为宽松 ;从中国的国家需要来看 ,紧急状态可以应对国家可能出现的突发性重大事件 ;从世界各国的规定来看 ,紧急状态是一种更为实用的制度安排。据此 ,国家应形成以宪法所规定的紧急状态制度为龙头 ,以紧急状态法等法律为骨干的完整而统一的国家紧急权力法律体系     

人大代表述职制度实施的要素分析——以W县为例

人大代表述职是在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要求下,实现选民监督人大代表的制度性创新活动。在对实施该项制度比较成熟的W县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人大代表述职制度的成功创设与实施至少有三个要素：行动者、制度资源和权力关系。其中,行动者特别是作为制度发起者和设计者的人大常委会具有主动拓展行动空间的强烈意愿,在已有的法定权力和制度资源中,人大常委会能够寻求到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能妥善处理人大常委会与党委和“一府两院”的权力关系,从而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     

浅论权力腐败与制度依赖的相关性

权力腐败是为了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资源),它通过“制度规则”这种合法的外衣为自己隐形,又以“边缘腐败”的形式大量存在。它主要以“制度依赖”的方式为自己寻求生存的空间。它的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其本质核心在于以权力主宰公共利益(资源)而形成垄断性资源,并进行集团和个人分配。最关键的治理方式是透明化、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以及大幅度提高腐败成本和风险。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民进党当局政治危机频发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陈水扁和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政治危机频繁发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的政治体制和民进党内的制度不完善,民进党当局利用这种制度上的不完善来谋取党派和个人的私利。制度性因素导致政治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台湾政治体制中存在权责不清的问题,民进党内缺乏党政协调机制;台湾的政治制度中缺乏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机制,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出现;在出现政治危机和争端时也缺乏相应的制度来缓解危机和解决争端。     

国家补偿理论与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因国家权力违法行使而导致的赔偿责任的正式确立.然而,由国家合法行使其权力而给一般公民、法人等造成的损害补偿问题尚待解决.据悉,在我国进一步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法律制度的动议,还“难以影响立法机构的决策层”.故笔者试比较分析当代数国具有代表性之国家补偿理论,以及他们现行的有关法律制度,以期提供参考借鉴.     

宪政主义与法治政府

从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对诸如法律、正义、自由等关键词的重构这两个角度重新理解宪政主义,宪政政府的存在离不开以下条件: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的宪政政府观念的盛行;体现宪政政府观念的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的生成;确保宪法实施的制度性基础;支撑宪政政府制度性基础的稳健经济.     

分配制度改革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制度路径选择——基于分配权的研究视角

作为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范畴,分配权是一个由分配权力和分配权利共同构成的综合性权力(或权利)体系.分配权的法律配置是分配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三大主体的各自实力与相互之间力量对比关系,则是决定分配权的配置结构和运行模式的内生矛盾机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必须以分配权配置结构的合理化为制度路径.     

法律规制公司治理的正当性问题

公司治理是公司与股东、经营者、债权人、职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契约、文化的制度性安排。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公司中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矫正或弥补现代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人经营风险及公司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公正和秩序的威胁,使公司本身的自由与保障公司关系人的利益之间协调发展。公司治理是公司自治和法律规制的统一。基于权力制衡、公法私法化、减少组织成本,促进长期交易、弥补市场不足、调整利益冲突,促进经济主体之间合作等方面的需要,法律有介入公司治理的必要。但法律在介入公司治理时必须为公司自治留出足够的空间,发挥合同、章程、市场、文化等非正式性制度的作用,以弥补法律的局限,使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作。     

认真对待权力--法治视野下法律与权力关系的反思

自由主义者认为,法治的精髓是以法律制约权力,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这一判断的逻辑前提是片面的,理论根据也具有浓厚的主观理想化色彩.事实上,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纯的制约与服从.从动态角度看,现代法治意味着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不是以法律制约权力.     

中世纪西欧法律视野下的抵抗权和暴君学说

中世纪的西欧具有显明的法律传统,这种传统认为即使国王也应该在法律下进行统治。这种思想已成为中世纪国王统治的正统模式,国王离开法律将无法有效统治。因此,国王自身也不可轻易忽视法律的重要地位。但在实际统治过程中,国王总在寻找机会突破法律限制,力图最大化自己的权力。不过,这样的专制行为从未得到理论的认可,因而并不合法。尤其是中世纪的抵抗权和暴君学说的发展,更为限制王权提供了思想武器。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试论现代政治的法制化要求

所谓现代政治的法制化 ,其实质就是反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治” ,让社会政治体系围绕少数的或个人的权力意志旋转 ;实现法制 ,即让社会政治生活按明确的法律规则而有序地运行、发展 ,并使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一、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国家政治权力的首要因素就是政治权力主体 ,即权力行使者。因为任何权力都要靠人来掌握、实施。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 ,就是要建立起符合民主和法制要求的产生、更迭和制约权力主体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一 ,现代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首先集中表现在对权力行使者的选拔使用 (即产生 )方…     

国际法语境中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构建

法律人格者仅存于其权利义务中,国家在国际法之权利义务承担方面与私人之权利义务承担相比较并无二致,因此其法律人格也与私人人格并无不同。国家人格否认制度,即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行事之个人因滥用统治权力突破必要限度,对他国主权或国际共同利益造成损害进而构成国际犯罪,国际法责令该个人行为者连带承担国际法律责任,以实现国际公平与正义的制度。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实现方式,具有利益衡平性,并通过个案来实现。国家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模型从根本上证明了“个人国际法有限主体”理论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