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社会资本、权力与法治

社会资本理论的再现是时代的要求,是不断地解构、批判和综合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的结果。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有比较透彻的分析,他概括出了社会资本的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等五种形式及其现代意义。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权力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法治建设(传统型法制向现代法治的转变)关键时期,如何使政治权力为建构新型社会资本服务,使社会资本成为法治的补充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建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论政府治理危机的类型、成因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危机主要体现在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市场失序的危机、社会失衡的危机、政府权威机制的危机等方面。政府治理危机的产生,其实质是法治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社会自治机制缺失、政府公共服务机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解决政府治理危机的根本对策是:完善法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机制与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完善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     

论转型时期社会自治的法治保障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保持互动,社会自治是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是自治的保障。适应社会管理不断创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更新社会自治理念,明确社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规范社会自治权,不断完善社会自治的规范体系,促进"小政府,大社会"的顺利转型,实现社会自治的法治化。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论私法与法治社会

私法以其对权利事实的私法配置,决定了它与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私法不仅揭示着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以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着社会法治的发展取向。现代法治社会,以对社会关系的私法调整为其首要条件,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本内容是私法之治,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并体现私法价值的国家法治结构,也就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和法治社会。所以,我国在实现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条件下,应当特别强调和突出加强私法建设和私法之治的意义,着力培养和树立人们的私法意识和私法之治的观念,以私法的价值观认识社会与社会法治,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法治社会”辨析——以“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平面特质,决定了对法治社会内涵理解的单一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社会与实践属性,以及人的国家、社会与共同体身份之存在方式的理论,法治社会应包含法治"人民"社会、法治"臣民"社会与法治"公民"社会三个层次。法治"人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政治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规范与限制权力;法治"臣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权利与依法行政;法治"公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法律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意识与遵守法律。     

转型期我国法治与传统社会的冲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矛盾数量不断增加,矛盾类型也日益多样。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对法律的要求逐渐提高。因而,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必然伴随着法治的发展进程。然而,法治改革的浪潮,与我国传统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冲突,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其影响。因此,通过本文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法治悖论.法治悖论的解决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必须依靠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来制衡国家权力.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法治建设中国家主义立场的“国家”内涵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法律学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西方和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中,"国家"是奠基性的概念。对于"国家是什么"的理论命题,国家主义者给予了四个方面的回答,即国家是世俗权威的化身、无上权力的归宿、最高利益的代表和驯化公民的牧者。近代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与西方迥异,带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色彩。对百年前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有必要进行批判性的吸收与借鉴,从而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资源。     

法治进程中的缺失及其根基构建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日渐彰显,但检讨法治进程的缺失,明确法治方向和把握法治发展着力点,应是时时注重的。本文从法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出发,探讨了中国法治进程初期的缺失,提出应重视法治精神的培育,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使法治有更牢固的根基。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传承与升华:法治中国建设探析

法治中国建设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建设的实际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理论体系,既是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传承,也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理论的完善和创新,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着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和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以及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实现要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合理配置和行使行政权力以及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既注意到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同质性,又科学解释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说明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现实社会权力展开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     

国家法治与民间自治的调适 --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阐释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式入手,对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情形下的法律命运及中国转型与变迁的实际,对政府主导型的法治与社会自治型的法治优弊进行评析,并从"市民社会"的认知思路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作用,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配置与整合进行了阐释性研究.     

托克维尔论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思想在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详细考察了美利坚乡镇自治的政治建制以及观念基础,并提出地方自治具有培育公民精神、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削弱多数的暴政、对抗个人主义等重要价值。近年来,我国各地方的法治举措频仍,这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定争议,学者们对地方法治褒贬不一。地方法治与地方自治紧密相关,托克维尔的地方自治思想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公民参与等方面对回答我国为何地方法治、如何地方法治等问题有着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