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成效与发展趋势——江苏案例研究

社会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利益差异日益明显,利益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这要求基层政府必须对日益增强的利益诉求意愿做出积极的回应,疏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基层政府利益差异和利益冲突的包容能力.这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动力,也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和路径.以“苏南”的苏州和“苏北”的淮安为样本,各选取一个社会管理创新的案例,从结构和过程两个层面比较两地社会管理创新的差异,可以评估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成效,揭示其创新规律,探究其发展新趋势.     

危机管理中多元协作的动力与阻力分析

危机管理中多元协作成为一种趋势,多元协作的各行动主体如何有效整合、协调联动,成为提高危机管理绩效的关键。危机管理多元协作格局中,政府是主导者,在政府的推动下,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协调互动,共同构建多元协作的格局。但由于各行动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规则,当危机事件异常复杂而职责又不明确时,会造成多元协作关系失调,给多元协作带来阻力和障碍。一般来说,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多元主体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障碍、结构失灵和制度束缚。构建多元协作式危机管理格局,关键在于客观分析动力与阻力的来源和强弱,从多元主体自身和多元主体衔接两个层面共同推进,不断强化制度建设,优化组织结构,实现信息整合。     

利益冲突的理念与实证分析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正面临日趋表面化的利益冲突。社会主体利益观念膨胀、逐利行为不规范、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合理是造成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利益冲突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产物,它促成了各利益主体在"改革———多元利益———利益冲突———利益协调———制度创新"的利益关系模式中的博弈,具有两面性。利益冲突的负面效益要求用制度化手段特别是用法律手段进行控制,用立法防范和司法裁判两种方式加以解决。     

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治道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平等合作的互动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统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与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杭州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经验体现在城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复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而社区社会空间在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形式中生成组织化。杭州参与式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式参与下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公民社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参与式治理推进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经由网络化社会行动结构的建构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的进程,促进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发展,强化公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治性,既是社区社会行动能力生长的动力原点,也是完成治道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我国农业保险监管中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农业保险发展中很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状况,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运用利益冲突与平衡理论。我国农业保险监管中存在监管机构、农业保险人、投保农户等多元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激烈的利益冲突。为了实现农业保险发展中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我国应当从利益产生、利益表达、利益激励、利益保障等方面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监管机制。     

新形势下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评判一个社会稳定与否,不是看有没有社会矛盾或利益冲突,而是看这个社会是否具备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要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

在社会整体转型时期,“政府创新”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策略.进一步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将成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受到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众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出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的能力、权利中心的稳定性、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项目的可扩散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等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互动,在推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创新的顶层设计,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制度环境,以科学的绩效管理来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的政策优化,才能在多元合作共治中逐步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在对全国多个城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来临导致其双刃剑效应的显现。各地围绕破解在这些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五种新的趋势:第一,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强调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第二,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强调分类治理;第三,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强调刚柔并济和情理法兼顾;第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强调信息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第五,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强调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     

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明确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需要不断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探索建立多元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及治理对策

我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遇到的重大挑战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由于体制机制原因,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出现了"内卷化"现象。这种"内卷化"的发生机制源于同质化的考核机制、乡镇政府过度追逐本地利益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组织人员的行政化追求。治理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内卷化"问题,必须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模式,重塑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发展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多元主体,完善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畅通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社会管理创新的需求表达机制,改革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政绩考核体系。     

基于利益表达制度化的群体性事件防范

利益表达是利益主体旨在影响政府决策而通过一定渠道将自身利益诉求表达于外的行为,其结构包括表达主体、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其产生原因缘自利益表达制度化建构的缺失。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构需要保障集会游行示威权、改造信访制度、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从而增强制度对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并为利益冲突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式。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问题与应对方略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各级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成就,主要体现为:各级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认识逐步深化,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强;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各类社会事业发展迅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实现形式不断优化,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新进展.尽管如此,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还面临概念认知存在偏差、组织载体建设滞后、管理方法手段单一、政策法规很不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偏颇、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通过全面理解和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加强组织载体建设、丰富管理方法手段、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健全绩效考核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等措施来促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     

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社会参与的回应困境及其破解

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引入社会参与,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客观要求。但在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的社会参与中,特别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参与主体利益多元、参与方式多样,而政府回应方式单一、政府与社会回应价值向度的不同等制约了社会公众对政策风险主张的充分表达,降低了社会参与的有效性,影响了政策共识的达成。应该通过回应渠道拓展、回应方式创新、回应网络构建等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社会参与,以更好地适应"互联网+"背景下社会参与的新变化给政府回应带来的现实挑战,有效弥合多元主体间的政策感知差异和意见分歧,切实增强政策的可接受度。     

试论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

我国进入了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的崭新发展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展方式逐步从粗放向科学转变,需求结构从温饱型向发展型转变,利益格局从相对单一向日益分化多元转变,政治参与从动员式为主向自主式为主转变,思想文化、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从高度统一向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转变,信息传播从单向封闭向互动开放转变,社会管理从党委政府集中统一领导逐步向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共同治理转变.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社会组织的培育及发展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冲破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全新塑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激发公共意识、扩大社会参与,加强政府与公众沟通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成为社会管理新格局中的多元主体之一。因此,政府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快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创新、拓宽社会组织筹资渠道,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现。     

以社会政策创新带动社会管理创新

以政策创新带动制度创新的经验对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用社会政策创新带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需要把握以下一些着力点：第一,以政府自身改革为重点,推动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转变政府职能不能仅仅局限于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还应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第二,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的内容。     

公平视阈下政府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的思考

实现社会公平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理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当代政府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取向。重塑政府社会管理的公平理念、调整社会管理的基本结构和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功能、构建政府社会管理的长效利益机制、把握政府社会管理的四个重要维度,是公平视阈下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     

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现状、作用和对策研究——基于湖南岳阳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之视角

要切实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把社会组织培育壮大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解决社会组织的"定性"问题;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加大力度转移政府职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解决社会组织"定位"问题;切实治理和优化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环境,增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服务能力,解决社会组织的"定型"问题;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有益经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解决社会组织的"定向"问题。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学解读:基于社会建构论的理论探讨

中国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多发凸显了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重要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体制的支持与保障,但最终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来实现。从政策学视角看,社会管理就是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其效果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社会问题的准确理解与社会政策的合理设计。将社会建构论引入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要求政策理论者与实践者改变传统客观主义的认识取向,将对社会问题本质的理解从一种既定事实状态转变为动态的主体互动过程。建构论基础上的社会管理创新强调对于社会政策设计的完善,包括合理选择社会政策设计的要素以及重构社会政策设计的过程模式即从反应性走向前瞻性两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