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

再分配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和地区壁垒,不但限制了职业流动,也导致了同一社会经济地位其资源含量在壁垒之间的差异,使工作单位和出生地成为地位的象征和指示器。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分析表明,单位和地区壁垒效应持续至今,但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弱化这些效应。体制外,职业的收入回报在单位之间、地区之间开始趋向平衡,而不同职业的收入差别大大高于体制内,说明体制转型加强了职业的地位含义,也由此扩大了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对不平等的大众接受程度如何?地位流动是否机会平等?将是重要的社会学课题。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体制转型中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性思考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与此相联系,必然形成带有歧视性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并存的局面。虽然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价格是属于微观经济,但却会反作用于宏观经济,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深远的影响。     

从权力分权走向权利分权

权力是政府运行的核心要素,行政权力的支配与使用是政府运作的核心内容。实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要务就是强化行政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重新配置。当下,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命题又一次地提上日程。审视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可见,分权化改革乃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主线。期间,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以及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构成了我国政府分权化改革的四个维度。然而,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是一种体制内的权力分权,其结果又导致了地方集权、党政集权和部门集权的出现。我们认为,要破解"三大集权"之难,不仅需要通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政三分制"来优化权力运行,更需要强化政府向社会的分权,从体制内的权力分权走向体制外的权利分权,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职业地位获得机制的体制内外差异分析——基于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

利用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对比,探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效应在体制内外的差异。分析表明:对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在体制外比在体制内更明显,而关系资本的正向效应则仅在体制内有显著表现。强关系效应在体制内的作用比在体制外更为明显,而弱关系仅在体制内表现显著。信息资源、人情资源和混合资源都在体制内表现出显著效应,而信息资源和混合资源在体制外的效应则相对弱一些,人情资源效应表现不显著。在基于"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并存"假设的分析框架下对相关理论做出回应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的问题。     

体制外社会伦理情结探析

秘密社会是体制外社会的典型代表。建立伦理结构,表达伦理行为,搭建神性加冕的礼法控制平台是伦理情结的三重表征。三者的整合夯实了体制外社会的伦理秩序基础。体制内社会的先赋性与体制外社会的自致性形成伦理秩序在建设传统上的二元分野。     

社会变革、机会结构变动和职业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社会生活日趋活性化，自发自主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越来越剧烈，成为买出的社会现象、职业流动的日渐加剧，与经济改革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受到社会结构变革的影响。改革作为社会变革，其本质是社会结构的调整或创新，这种社会顾的变化主要是通过社会机会结构的变化表现出来，并且通过对机会结构的控制而形响职业拉动。谢高桥曾说；“社会流动的最有效的力量，可能是一个社会的机会结构。”①机会，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改革开放开辟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青年人口的职业流动与社会动员

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急剧转型之中。与职业流动相结合的青年人口流动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青年人口的流动有着较为明显的失衡特征。本文认为,社会动员作为一种组合协调机制,可以在个体理性和社会发展的矛盾中,在现有的社会结构框架内,为探求青年人口职业流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平衡点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转型期集体土地资本化模式选择之法理辨析

赋予农民对集体土地的自主开发权还是继续由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是当前关于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理论分歧。分歧的实质是关于集体土地资本化的模式之争,即究竟选择体制外集体土地资本化的"主动"模式,还是选择体制内集体土地资本化的"被动"模式。遵循社会转型期渐进式改革路线,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权衡两种模式的体系效应和实践效应,采取体制内集体土地资本化的"被动"模式,同时以地票交易为核心进行配套制度建设,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现行法层面应坚持《土地管理法》第43条的规定,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明确地票的地役权属性,为有效实施这一模式提供法制基础。     

我国社会整合机制的重构

我国社会整合机制的重构□黄玉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资源由单纯的体制内单位供给制，转向体制内和体制外共同配置资源的分配格局。体制外资源配置区域的开辟，极大地释放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国家与社会开始发生分离，...     

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动力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福利系统从一个国家全能体系逐渐向市场力量主导体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福利水平显示出极大差异,许多下层社会群体的福利水平下降。虽然本届政府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改革努力,但不同领域的改革成就迥然各异。运用Hirschman的退出—呼吁模型,考察社会群体对于政治体系的影响能力,可以解释不同社会领域改革的动力。呼吁(影响政治和舆论体系的能力)和退出(福利特权的存在)机会的社会分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动力机制。在深层次上,政治强势群体在许多方面的福利特权决定了社会福利改革的结果。因此,作为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政策性结论,要做到福利均等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做到福利特权化向福利公民权化的转轨。这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长远保证。     

双重二元分割:单位制变革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是对于劳动力市场非完全竞争的另一种表述。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在“单位制”变革的背景下形成的,在宏观上表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其中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又分别存在着二元分割,因此呈现出双重二元分割的状态。劳动力市场的双重二元分割在现实当中表现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独特的就业模式和收入分配模式。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会随着“单位制”持续变革发生动态的调整和演变,其目标取向是规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本文从"代际/代内"、"水平/垂直"两个角度分析了浙江省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总体情况。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整体流动性都较高,代际流动大于代内流动;但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都表现出底层以水平流动为主,上层以"精英再生产"为主;中层以上社会地位较封闭,流动多发生在邻近阶层。因而,人们对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流动机会不太乐观。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企业知识型员工职业流动成因分析

知识型员工职业流动造成知识流失,是困扰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识型员工职业流动,在中国特殊的经济文化情境下有其特殊的成因,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表现尤为明显。主要有:社会转型中的经济转型,人口、职业结构转型,地区发展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企业文化、竞争环境、知识型员工的社会网络、选择机会、成就需求的影响,从而形成职业流动。分析流动成因,以作为对企业提升员工留职管理能力的借鉴,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

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空间视野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演进,公共领域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包括三层涵义：（1）民间公共组织的生成机制,即“自上而下”的体制内途径、“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途径、体制内途径与体制外途径的融合;（2）民间公共组织演进的动力机制,即外部动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3）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路径,即组织发展模式选择、治理机制变革。组织产生、组织发展动力、组织发展事实构成了民间公共组织演进逻辑的三个重要方面。     

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兼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演进

城市化要经历"被动城市化"和"主动城市化"两个阶段.本文认为,随着工业化对城市化带动作用的弱化和城市自生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当前正处于由"被动城市化"阶段向"主动城市化"转变的阶段."主动城市化"是"后改革时代"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它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     

公立医院改革:寻求政府与市场之和谐平衡

公立医院的发展在市场化改革中始终未能摆脱结构性的失衡状况,其体制障碍与制度约束的路径依赖是失衡的主因.从各国公立医院的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来看,各种政策工具都是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求平衡点.不断由非平衡向动态平衡演进.根据中国国情,改革应以政府为主导,市场积极参与,构建各方协调、合作与制衡的"良性秩序"的新治理结构,重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公立医院的价值观,兼顾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与积极性,正确处理政府与公立医院的关系,建立公私合作的伙伴机制,健全监督与评估管理体系等.     

论经验隶属性和法治化程度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基于认知科学角度的实证分析

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机制和文化环境下，不同性质的先前经验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司法裁判。具备体制内和体制外工作经验的法官具备不同的知识优势，进而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司法裁判。其作用机制因法官知识结构的差异而不同。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体制外工作经验对司法裁判的促进作用更强，同时借助动用体制内的社会关系能提升具备体制外经验法官的司法裁判能力。理应化解甚至打破“行政”和“司法”并存甚至相互竞争的格局，培育法治文化和法律意识。启发立志于从事法官职业或正进行法官职业的人员理性的积累有助于未来司法裁判公正性的经验。     

人口流动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化

大量的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未能实现流动人口的城市化,相反,却导致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分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走西方式的城市化道路,在扫清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障碍的同时,可选择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即农村的城镇化与城市的城市化两条腿走的道路。人口流动是解读中国城市化与农村社会分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