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大同: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评陶飞亚著《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山东泰安马庄的一些乡村读书人,接受美国神召会五旬节主义的宗教经验,组织农民建立了一个兼有农场、教会、工厂、医疗所和学校功能的基督徒社团,尝试了一种所有成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基本取消私有财产,生老病死由团体负责的新型大家庭生活。这个团体的正式名称就是“耶稣家庭”(以下简作“家庭”),规模最大时仅“老家”就达五百余人,还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百余个规模不等的“小家”(以下讨论均为“老家”)。这一信徒团体的创始人和长期精神领袖名为敬奠瀛,出身于马庄的破落之家,然仍能到学校读书,其间也从当地名儒…     

论岭南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在岭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一是出现的时间早 ,1 9世纪下半叶已经在个别地区初露端倪 ;其次是华人教会人士的自立意识较强 ,本色化的步伐较快 ;三是自立的华人教会有着较为坚实的物质后盾 ,特别是国外华人教友的支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岭南教会的自立自传运动和本色化运动 ,既是教会内部适应形势、着意变革的反映 ,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激情在宗教运动方面的体现。正是在这一汹涌澎湃的变革浪潮中 ,岭南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着交织、碰撞与融合     

20世纪上半叶广州华人浸信自立教会的兴起与发展

浸信会从1844年开始在广州传教,至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影响下,广州的华人浸信会进入了自立运动时期。从1904年至1925年,是广州华人自立浸信会兴起时期。有10个华人自立教会组织起来,从1926至1938年,是华人自立浸信会的发展时期,从现有资料与档案,可以看到其建立与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     

复活的身体美学：耶稣基督的丑与美

钉十字架的耶稣完成了赎罪祭,按照古老的传统,祭仪中的主角总是丑陋的,这也正是耶稣在受难中的形象,只不过一般人看到的是喜剧中的“丑角”,而基督徒看到的却是甘当人世丑恶的“圣子”。在基督教语境中,耶稣死而复活,终祛除了丑陋,实现了美的转换。耶稣复活是肉身的复活,从而打破了人神之间的界限,在美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人的身体可以像神一样完美。     

内地会在绥远地区的发展过程

1865年,中国内地会正式创立,次年计划前往边疆蒙古地区传教,由于传教士严重缺员,所以内地会广泛吸收人才,使内地会成为了一个超宗派的组织.绥远地区的内地会先后有北美瑞挪会、瑞典圣洁会、瑞华盟会加入,义和团运动后,又重新组合成瑞典蒙古传教团、瑞典协同会、美国协同会.因此,绥远地区的传教工作主要是由内地会完成的.     

清末绥远地区教案处理情况新探

1900年发起于山东,遍及华北大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迅速点燃了绥远地区反洋教斗争的火焰。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全国和内蒙古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在运动后凭借帝国主义的保护和巨额赔款,势力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更加紧了对绥远地区文化和经济上的侵略。     

向边疆布道:中华国内布道会史初探

中华国内布道会源于1918年8月中外基督徒在庐山举行的一次灵修会,七位著名华人信徒提议向云南宣教,先于1919年4月成立"中华国内布道会云南之部",后于1920年7月改称"中华国内布道会"。该会先后在云南、黑龙江、蒙古、四川会理开辟教区。该会开启了华人信徒边疆布道的先河,也是当时本色教会运动的一部分,女基督徒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民国时期绥远改省时间小考

民国时期的绥远省由绥远特别区改建而成,这是内蒙古西部地区行政区划沿革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绥远改省的时间,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是1928年9月说、1928年10月说、1929年1月说。通过梳理分析《国民政府公报》、绥远省政府会议记录、新闻报道等可靠资料可以发现,这三种说法都不成立,绥远改省的准确时间是1928年12月18日。     

从考古发现看东方教会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的传播

从635年阿罗本经中亚呼罗珊、河中和七河地区来中国传教,直到元朝结束,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教会及其东叙利亚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大约经历了700年,其间有中断。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的突厥、回鹘和粟特基督徒保持着东方教会在礼拜仪式上使用叙利亚语的传统,在其他场合使用突厥语、回鹘语、粟特语、汉语甚至波斯语。本文借鉴了近年在中亚和新疆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从中亚的考古遗存和吐鲁番发现的叙利亚文残片以期洞见东方教会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的传播状况,其中介绍了几件重要的叙利亚语祈祷书《胡德拉》的不同版本及其价值,力图呈现6～14世纪间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教会在中亚和高昌回鹘地区传教的脉络和图景。     

近代民族地区农牧交接带城乡间商品贸易探析——以绥远地区集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绥远地区是政府实施垦务政策的重点区域,因而绥远成为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随着农业人口的增加,以集市为中心的基层市场得以扩大,城乡间的商品贸易得以扩大.与内地相比,绥远地区城乡间的商品贸易具有很强的游牧特征,主要以农业与畜牧业资源的互补为主,畜牧产品是城乡贸易的大宗商品.城乡间交易方式较为传统,并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此外,行商在绥远地区城乡商品贸易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促进了绥远地区城乡间的经济交流,活跃了城乡市场.     

北美华人基督徒影响力分析——基于“软权力”的视角

华人基督徒是近代以来中西文明对话的产物,北美华人基督徒依托华人教会,保留了华人特色,具有较强的社团影响力和很大的包容性,借助现代传媒,也具备了发达的组织传播能力.北美华人基督徒是华人移民在海外进行“中国价值观”探索与实践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通过一种新的方式传承并更新了中国文化,凝聚了软性的中华力量,并通过基督信仰彰显了华人力量的全球性影响力,对中国软权力建构有重要意义.     

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的族裔特性探析

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华人适应主流的宗教信仰体系,皈依成为基督徒.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并未完全抛弃其族裔特性.他们多组建了独立于主流宗派之外的华人教会,用中文服务于华人信徒,并开设免费的中文学校,教授土生华裔子弟学中文、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华人教会还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风俗,比如节日庆祝活动;并有选择地继承了某些中华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儒家道德伦理.华人基督教会带有族裔特色的教育和文化活动有助于维系华人信众的中华文化认同.     

耶老对话——张亦镜的道教观

近代道教进一步衰落,由上层走向民间,对民间宗教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广大下层民众赖以依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因此,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之一是广大民众的道教信仰,他们认为道教是传播基督教的障碍,因此采取了＂耶稣或老子＂的对话模式,这种模式对中国基督徒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民国基督教著名文字传道人——张亦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批判老子的迷信成分,肯定《道德经》的价值,采取＂耶稣加老子＂的对话模式,从而达到道教基督教化。     

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为什么会解体——与《牛津基督教史》中一个观点的商榷

耶稣家庭是中国基督教史上颇具影响的乌托邦社团。《牛津基督教史》有关作者认为耶稣家庭在1950年与三自运动关系紧张是导致其处境艰难的原因,但事实上前者对三自运动表现出很大热情。其解体在于解放后社会安定民生改善,在战乱中兴起的耶稣家庭失去其依托的社会基础;家庭成员通过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等活动与外界社会接触后,对封闭的乌托邦体制下的生活日益不满;同时家庭经济基础脆弱,土改后土地减少也难以维持。因此,正如世界基督教运动中其它国家的乌托邦社团一样,内因是导致家庭解体最主要的原因。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改良与革命之间唐才常的自立与反清思想

唐才常在湖南维新时就有了自立思想.戊戌政变后,他逐渐抛弃和平改良幻想,组织了自立军起义,但其纲领仍提勤王保皇老调.因此,对唐才常思想的评价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对唐才常的思想和自立军仅以保皇或革命来定性,不免片面.唐才常的思想既保留了保皇或勤王的旧痕迹,也开始具备了反清革命的新特征,总体上讲处于由改良到革命的过渡状态.     

从呼和浩特城市演变过程看绥远城兴建的意义

归化城作为清廷将蒙古传统部落组织转化为一般地方行政单位最为彻底的地区,绥远城的兴建在上述转化过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绥远城的建立不仅强化了清廷对土默特蒙古地区的统治,提升了归化城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地位,同时在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构成上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

晚明至清中叶,有一批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在长江流域(主要在中下游)传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耶稣会士们通过信函、日记、工作汇报等文字形式,向欧洲送去了有关中国和各种信息。长江中下游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就产生于此。在耶稣会士的文化视野里,长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富的经济发达的文化圈。他们关于这一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物质生活、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的记载,为16至18世纪的欧洲了解中国开启一扇窗口。     

近代中国人《圣经》 观念考述

据统计,自1814年到1949年间,英国、美国、苏格兰三家圣经公会和中华圣经公会在中国销售各种《圣经》约三亿册,其中大部分是单行本。其阅读者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近代中国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是如何理解《圣经》的呢?过去对这一问题研究甚少。笔者认为,按照对待《圣经》的态度可分为三类人群,即信奉者、虽不信奉但也不排斥者、坚决排斥者。除了基督徒将《圣经》视作信仰的准则外,非基督徒的一般民众对《圣经》的理解可分为四类,即将《圣经》视作异端邪说;将《圣经》的教训作为革命指南;将《圣经》作为丰富中国语言文学的范本;将《圣经》作为汲取人道主义的源泉。本文主要从非宗教信仰的角度探讨中国人对《圣经》的看法。     

曹操集权而未篡汉自立辨析

东汉末年,身透乱世的曹操以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而迅速崛起。他运用以军谋政、以政制军的谋略,军政相互为用而谋取实权,逐步铲除群雄,控制东汉王朝。进而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把持朝政,封公建国,设天子旌旗而不为天子。曹操建立了自己的集权统治而为什么没有篡汉自立？其原因在于：１．他认为轻易废立,为天下大不祥之事。２．世受汉恩,使他不敢轻言废立。３．曹操以扶汉而不篡汉倡言天下,自食其言,多有不便。４．控制汉室,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自己凌驾于刘备、孙权之上而无降低自己地位之虞,同时也否定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当然,如果条件成熟,曹操还是会篡汉自立的,只不过天不假年而已。曹操死后数月,其子曹丕逼汉献帝禅位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