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儿童文学传播的三大障碍及破解之策

在当今的传媒时代,纸质儿童文学在各类新兴媒体的包围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三大传播障碍,即环境障碍、知沟差异和语言障碍。只有对儿童文学传播语境的变迁进行深入考察,才能不断克服文学传播的现实障碍,让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走进儿童的精神世界。     

19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

在人类社会,秉持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文学大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英国19 世纪出现的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标志着真正儿童本位意义的儿童文学的确立。这个“黄金时代”的出现是不同儿童观所引导的儿童图书创作实践在历史语境中碰撞、演进的结果。在英国,具有群体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肇始于清教主义。约翰·班扬的诗歌及寓言体小说和威廉·布莱克的相关诗作是比较接近现代儿童文学的读物,受到儿童的青睐。詹姆斯·简威的作品成为以“圣经和十字架”为象征的清教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18世纪40年代约翰·纽伯瑞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事业超越了以“布道说教”为中心的清教主义儿童图书阶段,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国儿童文学的开端。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维多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儿童文学共同体成为真正儿童本位的、契合儿童审美接受意识与发展心理的童年文学表达。这些具有经典艺术品质的作品构建起现代儿童文学的丰硕实体,影响深远,同时成为儿童文学史和批评史关注、研究的重要对象。20世纪以来,相关领域的学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及其作品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从文学艺术的学理层面揭示了英国儿童文学名篇佳作的经典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由此开创了当代世界儿童文学独立自洽的学科研究道路。     

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

中国儿童文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萌芽,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诞生,其儿童观与文学观的树立,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在其发生过程中,启蒙思想始终推波助澜:政治和人学思想的变革推进了对儿童地位和特性的深入发掘,美育理念的推行则催生和强化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性.现代儿童文学既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担当着启蒙的重任.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困境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外来文学影响和自身意识逐渐成熟共同作用下的"风景发现"。从西方儿童文学、人类学等"外面"接受而发现儿童文学,存在着理论"损耗"和"变形",作家往往会依据现实需要和传统习惯调整接受维度。由童年体验所导致对传统儿童文化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的现代儿童观则深刻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从"儿童问题"到"儿童文学",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与现实"文化革命"相关,呈现出"为儿童的文学"的典型特征",儿童本位"的文学观念始终未能确立。如何处理"现实性"与"儿童性"的平衡,是影响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困境。     

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论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

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拓荒意义的重要成果,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在于以儿童身份的确认作为创作的目的,其创作文本在主题和形式上表达的是真正的儿童意识、儿童声音以及儿童权利。陶行知通过完整的儿童世界的审美书写对儿童作为人的意识唤醒的行动推进,是从根本上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建立其独立的人格,是作家站在文学创作立场上对于儿童童年精神的一种艺术传达。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是陶行知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同质异构的两翼,共同构筑了其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和特色,从生命、人生的角度看待童年,其笔下建构的理想儿童含蕴了为现代中国寻找健全人性的文化理想。     

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论纲要

儿童文学价值论是运用价值论的理论方法开展“儿童文学价值”的理论研究。“儿童文学”以儿童主体的内在尺度为特征,儿童主体自身的结构、规定性和规律决定了作为客体的文学的具体形态。作为客体的儿童文学是为了儿童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我国儿童文学价值现象的普遍性、价值命题的典型性、价值建设的时代性与儿童文学价值论的专门理论研究的欠缺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都在强化其民族身份研究的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基于自身文化立场的系统的价值论更显得基础而迫切。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具体包括：中国儿童文学价值生成与价值观念系统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价值创造与功能系统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价值实现与批评价值体系研究、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价值论等。中国儿童文学是一个综合价值系统,还包括儿童文学多重价值主体、多元价值类型、儿童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价值意义及其作用机制等现实论题。     

在教育和趣味之间——1949—1959年中国图画书研究

1934年葛成训在《新儿童文学》中首次提出了“图画书”这一儿童文学文体.新中国儿童文学在1949—1959年出现了第一个十年黄金期,而作为儿童文学中低幼读物的图画书也出现了一个出版高峰.在当时,儿童文学是纳入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     

考察与构想: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对中国儿童文学史写作的元研究则几乎无人问津.文章在全面系统考察分析现状的基础上,以"童年作为一种文化假,设"、"儿童文学不仅是文学文本,也是一种文化文本"为契合点,论述了将"文化研究"引进儿童文学史写作的意义与方式.藉此不但超越"非文学"研究的政治框架,也超越"纯文学"研究的偏狭模式.同时以儿童规作为价值参照系统,尝试建构新的儿童文学史观.     

多媒介的文学传播与互文阅读

现代传媒不仅促进了现当代文学的繁荣,而且影响着现代文学传播观念的建构.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迎来了文学传播的春天,形成了传统媒介与新媒介共存的多媒介文学传播.但是,在多媒介的文学传播中,不容忽视不同媒介的文学传播所起的不同作用.在辨别其差异的基础上,探讨文学传播的内涵和理想.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互文阅读的必要性,并剖析其哲学基础及实践意义.     

文学主体性与边界:当代文学生产的“传媒化”病症研究

当代文学生产的传媒化导致了文学生产系列病症,也使得文学的边界问题再次成为学界热点.文学边界纠缠于文学门类的含混化之中,文学主体性被褫夺而病态化.为此,回归文学生产程序,在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各个程序关键点厘清文学与传媒的关系,发现文学生产主体多元化和传媒建构中心论、文学传播与文学存在方式的被媒介化、文学消费的杂糅与传媒意志本体性等辩证一体.以此为依据重塑文学主体性,才能问解文学生产的传媒化病症,从而回答文学主体性即文学边界的论题.     

论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 ——以《夏洛的网》中译本为例

语言的意义表达依靠语境.文学作品翻译除了受语言语境影响,还受非语言语境各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儿童文学翻译的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构成翻译过程的内在困境:成人译者在翻译时很难做到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恰如其分地处理原文中的文化背景、语言情景等,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因此非语言语境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格外凸显.结合功能对等理论,通过对任溶溶先生翻译的E.B怀特小说《夏洛的网》的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从文化背景、情景场合及人物主观因素三大方面探讨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及解决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之对立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

在启蒙国民的过程中，梁启超将文学与儿童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翻译小说与歌谣塑造出冒险、自治、爱国的少年新国民。儿童作为国民被发现，儿童读物的体裁、题材、观念都由此发生了变化。儿童、文学、政治紧密相连，带来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端，     

“为儿童创作“: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

本文针对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把属于成人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作为儿童文学作品研究的现象 ,集中探讨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问题 ,认为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在于 :它是“为儿童创作”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评述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观念上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以儿童为主体”的儿童文学创新意识推动了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的创作、编辑和出版。相对而言,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亦存在种种困惑和不足。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受到当代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参与当代文化和意识形态建构。因此,在文学话语内部批评儿童文学,是确保儿童文学既保持其独立性及特点又融汇于文学话语之中的有效途径,从而确保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与外界的不断交流中保存自己,并且形成一个不断变化又相对稳定的结构。     

多元媒体背景下的当代儿童文学

在这个五彩斑斓的多媒体时代,网络化在对传统儿童文学的阅读和创作形成强大冲击的同时,也有助于儿童文学创作群体构成的丰富和创作原动力的充分释放,少儿文学的游戏精神、娱乐精神会随之强化,文学价值观的表达也更接近少年儿童的本体世界。伴随着立体化、工业化的运作方式,儿童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全方位覆盖的跨媒体的文化产业。而儿童性、文学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结合,又展现出文学创作多元化的倾向,体现着儿童文学作家新世纪的文化选择。     

二十余年来中西儿童文学伦理批评研究述论

伦理意识与秩序、能力的养成是儿童社会化的关键,伦理是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价值质素,儿童文学伦理问题有其自身独特的领域特征与专业内涵。二十余年来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呈现出强劲的伦理批评趋势,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态伦理、叙事伦理与谎言问题、关怀伦理、幻想文学的伦理问题、情感与伦理的关系研究、儿童哲学教育实践与儿童文学伦理研究六个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立足个体性与社会性、儿童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等伦理关怀,在儿童文学审美价值实现与文化育人本质之间确立了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基本价值原则与价值取向。二十余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伦理批评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和合”为内核的东方伦理、生态伦理、西方成长小说的伦理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哲学教育实践中的儿童文学伦理探究五个方面,其中以“和合”为内核的东方伦理正在对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从传播工具到功能主体——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与文学的关系

快速发展的大众传媒不仅以工具的形式为文学的生产、传播以及文本的转换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条件,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力量进入文学内部,以自己的市场化为特征的运作理念、运作方式和审美导向、评价标准影响文学,干预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促进文学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变革。文学则以开放的意识、亲和的姿态和积极的选择,表达了对大众传播时代文学生存方式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同。这既是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媒掌控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转向。     

文学的传媒演变与文学研究的视角调整

文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是在一定的传媒中表达的,研究文学不能不研究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语言,同样地,研究文学也就需要在传媒中发表的传媒情况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涉及到本论题的问题可以从四个层次来加以探究.首先,文字出现之后的书写所奠定的文化秩序,文字在记录事情的同时,也对于事情的表述体现了话语的权力关系.其次,印刷时代到来后,面临着文字的大规模复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理性秩序的强调.其三,电子传媒的出现以及所形成的电媒行业和市场,对于文学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和影响,在文学中有了新的需要研讨的问题.最后,归结到“媒介即讯息”这一概括,对文学所面对的传媒演变与研究视角的调整提出了看法.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共同起点,它们之间互为联系、影响、呼应。"五四"观念上的变革、理论上的倡导和现代传媒的推动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的建构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深入的交互。"五四"儿童文学从理论、创作到编辑出版,逐步地完成了它在发生期的成长历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也与主流的文学话语、机制密不可分。     

论现代性视野中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

五四时期确立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发轫,它既基于成人与儿童的"二分"式想象,同时其本身也表现、制造和强化了二者的分离。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本位论,从儿童身份的本质论界定、儿童学作为方法论基础以及儿童天性与文学教育之关系等维度赋予了这一理论以普遍性内涵。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既是救赎,也是枷锁,应将其历史化、对象化。其前提性假设亦应引起我们的批判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