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西夏姓氏考证

文章在全面搜罗《中国藏黑水域汉文文献》中西夏姓氏的基础上,对其中元代黑水城地区的西夏姓氏进行了梳理,考证出嵬名、也火、小李、吾即、吾七、罗即、普珠、叶玉、兀南、兀那等蕃姓在西夏时期的西夏文、汉文写法,追溯了梁、李、苏、贺、杨等汉姓在西夏时期的使用情况,并对西夏姓氏在蒙元时期发生的变化作了简略论述。     

再论西夏的官与职——以西夏官当制度为中心

本文利用新译《亥年新法》等西夏文法典,对西夏职官制度中"■"(官)、"■"(职)问题作了系统梳理,指出西夏中晚期官阶复杂,仅六品以下至少可分五个层级,280多阶;"■"(职)即职事官,共七个层级。西夏以职定阶,次等司正(■■■■)以下各职所对应官阶一般为四到两个。在革职时,通常以该职所对应最高官阶算。恩荫制度中,只继承官阶,而不任职。     

西夏汉文写本《卜筮要诀》研究

俄罗斯圣彼德堡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一份西夏时期的汉文写本,字迹拙劣,多用别字,说明抄写者不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专业知识分子。这件文书是根据《周易》编写的简易卜筮书籍,包括筮法、六十四卦名、占辞等内容。占辞仅存乾、坤、屯、蒙、需、讼、师七卦。整理者题名为《卜筮要诀》,这件文书是研究西夏时期民间通俗文化的重要资料。     

论西夏契约及其制度

新近出土、考释并公布的大量俄藏、英藏、国家图书馆藏的西夏契约文书,是一种真正的原始文献,对于研究西夏时期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借助于西夏法律和出土实物契约,本文主要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西夏契约的种类,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和典当契约三种;西夏契约的基本内容,即立契时间、缘由条款、事实条款、还贷(典)约定条款、违约责任条款、立契者等人的签名画押;对西夏契约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认为西夏政府对契约的签订和执行主要有干预制度、双方合意及订立书面契约制度、担保制度、对借贷(典当)利息的法律规定等.可见,西夏有比较完备的契约制度.     

《新编西夏文字典》出版

正日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编西夏文字典》是宁夏社会科学院贾常业副研究员对西夏文字搜集整理、研究考证的综合性成果。自1960年前苏联西夏学家聂历山《西夏语词典》出版迄今,已有六七部近代西夏文字典面世。《新编西夏文字典》即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新公布的原始西夏文献资料及当代研究成果,对现有西夏文字正其形、拟其音、补其义,勘误近3 000个字符,以供研究者使用。1.《新编西夏文字典》所使用资料以西夏人编纂的韵书字书为主,其他文献第一手资料为辅,     

清初辅政时期对南方汉族的压制

清顺治十八年(1661)底,缅甸向清平西王吴三桂交出了南明永历皇帝。至此,虽然还有农民军的残余,以及沿海地区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仍不影响清廷宣布对中国内陆统一的完成。然而,就在当年正月,清世祖福临撒手人寰,遗命以年幼的玄烨“为皇长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①从此,直到康熙六年(1667)七月圣祖亲政,清朝历史经历了一段“四辅政”时期。对于辅政时期制定的政策措施,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大多数值得肯定”,而其弊病,主要是辅政体制的问题。②辅政时期虽短,却是清朝历史发…     

河南濮阳新发现的元末西夏遗民乡约

在河南濮阳县新发现的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中收有唐兀忠显、唐兀崇喜等于至正元年 (公元 1 34 1年 )七月共同议定的《龙祠乡约》。全约共 1 5款、1 0 72个字 ,是我们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一份由古代少数民族制定的乡规民约 ,弥足珍贵。乡约开篇概述了修约背景及其过程 ,言简意赅 ,除“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大的方面外 ,还明确提出立学校、建讲室、请儒师、建夫子庙堂、严禁赌博等多方面的内容 ,完善公允 ,成为当时人们观摩、仿效的对象。乡约以北宋吕大钧的《蓝田吕氏乡约》为蓝本 ,但多有变更 ,更注重于社会实践 ,从中不难看出程朱理学及元代许衡理学思想对西夏后裔的深刻影响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三)

译文提要: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在藏传佛教处于低迷、噶举之佛法衰败、尤其是止贡派深奥之佛法和经籍得不到弘扬之时,他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及制定了许多教规和法规来复兴佛法.如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创制有二十支仪轨,于佛教四大节日、尤其是藏历一月的大神变月的一日至十五日期间,供奉无量佛有珠宝、各种颜色的水晶器皿、红紫黄三种颜色之金饰、银饰器皿、景泰蓝制成的各种供器,此等供奉法会藏区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他还在噶举派的寺院中设立了大祈愿法会,在政教二方面制定了新的教戒和法规,为弘扬藏传佛教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本章译文还记载了公元1487年,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得知明宣宗逝世的消息后,即于工布地方主持召开为明宣宗冥福之祈祷大法会,并祝当今皇帝即位吉祥.此后,皇帝的金字使者大国师扎西桑波仁钦和灌顶国师洛追桑波等人奉旨前来,为法王送来皇帝赐的一百五十块茶、一百匹彩缎表里、三十余根旃檀木、二个大银饰器具等;皇太后赐予的六个金柱幡以及诸多特制佛器;顿法王、杨法王、色拉法王等宫廷中的法王以及王太监等宫廷中的所有的大人们各自都奉献有无数礼品.法王为谢皇恩组织僧人诵经祈祷,祝赞皇帝长寿,并指示其徒众到汉地之噶尔寺、灵谷寺、大都寺、五台山圣地、临洮寺等地为当今皇帝念经祈祷,祈愿天下众人皆弘扬佛法.     

纪念杰出的中西文化交流使者劳佛诞生130周年—劳佛的学术业绩

劳佛 (B .Laufer)是德裔美国人 ,1 874年出生于德国科隆 ,1 93 4年 9月 1 3日在美国芝加哥坠楼殒命 ,享年 60岁。在劳佛诞生 1 3 0周年 ,也是他逝世 70周年纪念日 ,举行了中外关系史国际研讨会 ,来纪念这样一位伟大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作者对劳佛生平业绩及其主要代表作《中国与伊朗》、《吐藩的鸟卜》、《藏语中的借词》、《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等作了详细介绍 ,认为劳佛的科学论断是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而得出的 ,作学问就应当像劳佛那样 ,这才会令人钦佩和敬仰     

《北齐书·宋世轨传》"台欺寺久"浅释

<北齐书·宋世轨传>所记高洋对大理少卿宋世轨所说的"台欺寺久",反映出北齐乃至整个北朝时期纠察和司法即御史台和大理寺这两个平行机构之间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理寺或廷尉为审理刑狱的机关,而御史台为纠察百官的监督机关.两机构之间既存在着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关系,其地位又有所差别.保持御史台和大理寺之间微弱平衡的均势关系,既有利于保证中国古代的司法公正,减少冤狱的产生,也是皇帝对司法机关乃至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控驭的政治手段.     

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

李白乐府诗《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古今论者持说不一,对其系年亦有异.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太白入月”之月并非论者所理解的月亮,而为昴宿的月星,“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的天象.“太白入月”之“敌可摧”的占验,与“太白入昴”之“不利胡王”、“当杀胡王”的占验亦相合.而且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故此诗很可能是寓有时事的本事诗.再结合此天象发生的时间、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前后心境的三次转变、此诗所流露的心态,可系此诗于李白初入幕府时期,即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次年正月之间.     

西汉"禁马出关"令辨析

西汉景帝中元四年发布"禁马出关"令。此禁令禁止体高1.36米以上,13岁以下的马匹出关;汉代马匹身高测量方法与现代相同,即耆甲到地面的垂直距离;由史书记载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可知,该禁令针对对象是境内关东诸侯国,而不是境外敌对少数民族;该禁令出台时间最早可追溯到高祖初年,文帝时期有所松动,景帝"七国之乱"后再度严厉执行,昭帝由于形势的缓和而废止;该禁令作用效果有限。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四)

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晚年的一些活动。晚年,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宗教社会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身体力行,提倡严格遵守成律,奉行戒杀生等许多善行。如法王在沃惹地方进行了盛大的茶宴,初次建立答复之规制。此外,还在有关的寺院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如在工隆惹三寺颁布《大善行之细则》。二、修建寺庙,奉行利他。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自己的修行和利他事业是同时并行的,他将讲法中所收到的供养悉数分给经费不足的寺院和僧俗众人,并将旃檀白度母像和大师玛尔巴像等殊胜的身语意为主的塑像敬献到拉萨的寺院。三、无有派别之见,大力宣扬藏传佛教。晚年他的足迹遍布卫藏、安多、康等三大藏区以及门隅和珞隅等地。他无有门户之见,每到一地皆讲经说法,弘扬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教法,向当地的僧俗群众传授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基本教法,为数以万计的人们传法灌顶。四、著书立说,形成自己的独特见地。他著有《释解三世间之明灯》、《三毗奈耶事仪轨》和《密集不动之现观》等戒律、中观和密续等方面的论著和法典,尤其他还撰写了一部著名的《因明大全之述要》,亦称为《因明格言之河——摄理之大海》,此书的主要内容是针对陈那和法称的七部因明法典所写的释论,他未有参阅任何佛教典籍,完全依靠自己的智力而写成。五、调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法王在部落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时,立即出面调停,平息纠纷与战争。法王不仅调解部落的战争,而且经常平息至尊和僧俗所有事情之纷争。此外,本章译文还记载了法王与王顿月多杰、帕木竹巴之间的关系。王顿月多杰曾用武力夺取了乃巴庄园,成为庄园的真正主人,掌有大权后,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庄园主。尽管供奉法王的僧俗群众比较多,但王顿月多杰是法王的主要供奉者,他们二人不仅交往甚密,而且在政治、宗教、经济等方面往来也极为频繁。其次,帕木竹巴在统治期间,也经常供奉法王,并多次前来迎请、行茶等。     

北齐《张谟墓志》与北新城

2006年,大同地区民间发现了北齐《张谟墓志》拓本一帧。张谟系北齐武平五年(555)到任的北新城领民正,"武平六年十一月五日薨于新城治所,""七年三月十二日窆于新城之北岗。"循《张谟墓志》之迹,于大同市西南150公里的朔州市朔城区梵王寺村北500米发现了一处北魏、北齐古城,墙垣宛然。其西半为北魏城,又被里人指为皇城。皇城之西、之北多有古代墓葬,照壁山被称为皇陵者径40米,北岗复有称太子坟的新盗封土,二陵间尚有二较大坟冢,皆有盗洞。据《魏书》",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寻徙治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后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馆,朝廷置平齐郡,怀宁、归安二县以居之。"《北齐书.地形志》载:"朔州……延和二年置为镇,后改为怀朔,孝昌中改为州。后陷。"同书《高叡传》又载,天保"八年,征(高)叡赴邺,仍除北朔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推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于此可证,朔州市梵王寺村之古城,即北魏之平齐郡,北齐之北新城镇和北朔州。它还可能是代王拓跋猗卢南移的小平城。     

试析苗族古歌所反映的黔东南苗族迁徙原因

历史文献和苗族古歌、传说等已证明,苗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或长江中下游迁徙至贵州、广西、湖南、云南、四川等地的,但各地苗族具体迁徙的原因不尽相同.湘西和川黔滇方言的苗族史诗、传说中反映的迁徙原因是与汉族战争的失败.如,滇东北地区的13章苗族古歌,后8章即叙述汉族与苗族在黄河流域争夺中原地区的历史,每一章谈一次战争场面.由于战败,苗族退出了中原,遂开始艰难的迁徙.而黔东方言苗族则与此不同,据流传在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古歌,其迁徙原因是由于人口增加,导致粮食、生态等方面的问题:“雀多窝窝往不下/人多寨子容不了/难容火塘煮饭吃/难容簸箕簸小米/难容脚板舂碓杆/没有地方去开亲/没有地方去花钱/七个公公一把锄/一个挖地十个等/日子实在太难过/六个婆婆一架车/一根蒿针共纺线/一人在纺十人看/真是实在太艰难.”而流传于广西北部苗族地区的神话《创世大神和神子神孙》亦载:“六层坡有了寨子,六层岭有了山村,后来寨又添寨,村又添村,六层坡寨子盖寨子,六层岭一村连一村.村看寨,寨子像天星,寨看村,村子像鱼鳞.寨子人挤挤,村子人嘈嘈,因为田少地多,碓小难舂米,有的人得吃,有的人饿肚,只好挖芒树,采野蕨过活;衣服不够穿,被子不够盖,热天打赤膊,冷天围着火塘坐;挑水不够吃,个个又叫渴.”     

启蒙的复调：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思想的三种向度

启蒙是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极其重要的思想指向.它主要有三种向度:一是胡风等"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遵循五四和鲁迅文学传统之路进行思想启蒙,这是行进中的思想探险;二是延安诗派等现实主义诗学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精神源头,更多地关注于政治层面,尤其强调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进行"逆向"思想启蒙,即由启蒙的"主体"转变为"客体",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政治形势的需要;三是袁可嘉等"九叶"现代主义诗学关注的视点是艺术的审美启蒙,这是"诗言体"艺术自律的文化呈现.这三种不同向度的启蒙构成了多维的思想空间,使40年代的诗学思想显现得更加丰富、厚重和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