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4年度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的公告

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倡导和推动社区体制、机制、组织和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更好地发挥创新在城乡社区发展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使城乡社区在创新中发展,功能在创新中完善,治理水平在创新中提升,经中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会员中开展第二屠“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社基发展奖”分设“社区发展奖”、‘社区发展创新奖”和“社区发展贡献奖”三个奖项。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三社融合”：小岗村社区治理创新行动实践及其优化对策研究

探讨并分析凤阳县小岗村推动“三社融合”社区治理创新行动的背景、主要做法、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其优化对策。认 为遵循“以社区党建为核心,以社区协商和社区营造为抓手”的操作原则,通过开展社区党建、社区协商和社区营造有机融合 （简称“三社融合”）的社区治理创新行动,建立“三社融合”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可以破解当前中国城乡社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的 社区治理目标不系统、治理方式行政化、治理行动路径碎片化等问题;可以把城乡社区的党员、居民和社会组织等与社区发展 利益相关的“行动者”拉进社区治理实践中,在行动中推进居民的改变、党员的改变和社区的改变;可以实现维护社区稳定和谐 和激发社区内生活力的有机统一,加快推进中国的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四化四抓”为社区减负增效

为进一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增强城乡社区管理服务功能,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通过“网格化管理抓服务、特色化建设抓示范、组织化监督抓民主、保障化减负抓增效”等“四化四抓”措施,切实推动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浅谈新闻宣传 如何助力城乡社区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把城乡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精耕细作,锐意创新,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成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日益美好的生活。     

治理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当前“城中村”社区在治理体制、土地产权关系、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失灵”现象。基于治理理论,“城中村”改制工作的关键是彻底改造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使“城中村”社区的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成都实践与思考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事关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提高社区治理效能,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有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长期以来,成都市坚持将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相结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多元力量协同治理,持续创新社区治理方式。近年来,成都市更是把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升级的着力点,主动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实践路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丰富了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的嵌入式治理

基于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的嵌入性特征,将嵌入性理论视角与存量规划新常态下老旧社区的治理创新诉求相关联,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研究阐述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生成背景、行动策略与创新路径。现阶段,多元治理主体在助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治理与改造过程中,为满足老旧社区基础性改造需求、超越传统治理的行政化倾向、实现内源性发展目标,业已形成资源型嵌入、功能型嵌入和融合型嵌入三种行动策略,但受复杂的治理情境和滞后的治理后管理机制的影响易面临适应性挑战。应通过激发社区居民主体能动性、推进社会资本再组织化、完善治理后管理机制等具体路径,推进城乡结合部老旧社区嵌入式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讨——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哨"和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既包括城市社区治理,也包括农村社区治理,不仅涵盖范围广、治理主体属性不同、治理体制机制差异大,而且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联动发展的纽带,其社区治理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矛盾的破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的提升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主体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自我推进型治理创新: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路径——基于4类社区治理创新典型案例的研究

基于转型期社区自治发展的4类创新实践和地方政府在社区治理创新的能动作用,地方政府自我推进的社区治理创新具有整合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效率和促进创新适应性发展的现实意义。针对地方政府自我推进型社区治理创新在创新体制、创新资源和创新定位等多重挑战,构建“三轮驱动”地方政府自我推进型治理创新机制转型的基本框架,以完善社区民主自治制度、转换社区治理结构和重视社区民主协调机制来提升地方政府自我推进型社区治理创新潜能和效能,共同促进城市社区自治发展的依法创新、协同创新和集成创新。     

“结构—过程”视角下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基于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复合治理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治理场景的治理理论。对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并从“结构-过程”的理论视角出发论述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等作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角色定位,结合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制约,从价值引领、技术支撑以及行动复合三方面出发助力社区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     

党建、自治、服务是创建实验区的三大法宝

如何“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增强社区居民自治功能、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提升社区服务能力”,笔者认为必须要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社区治理服务实践,完善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整体提高,夯实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社区教育对于城乡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探讨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我国对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工作,实现提质增效做出了严格要求。在城乡社会治理中,社区治理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是新时期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根本选择。作为社区的主体,社区居民与城乡社区建设发展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对城乡社区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多举措开展社区教育工作,不断完善社区服务,对提升城乡社区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革故鼎新 有益启示 “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举要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作出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重大部署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实验试点为载体,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取得了初步成果。为发现、总结和推广各地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民政部组织了“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遴选推介活动。在自主申报、省级推荐的基础上,经第三方机构材料初审、匿名评审、联席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确定了“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社区的本质与分类——基于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二维视角

在城乡分治体制下,“社区制”起初专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然而,由于社区概念的泛化使用,社区的内涵与属性也趋于模糊化。基于我国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两个维度,揭示城乡社区的内涵与属性的差异,进而重构社区的分类体系,将之划分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这将有助于在由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分治体制向城乡一体化下城乡共治体制转型的新时代,构建既有共性又有特色、既统筹设计又因地制宜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江苏常州·钟楼区 全域资源整合 推动现代社区治理新发展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532”发展战略、高起点建设四大功能区、打赢七大争先仗,充分发挥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基础性作用,着力破解制约社区治理创新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激发基层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打造钟楼区特色鲜明的城乡社区治理创新高地。     

“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政治社会学解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区形态,由于其特定的过渡性、不稳定性造成了治理难题.解决这类社区的治理难题的基础在于打破城乡二元分立的思维定势,对社区政治社会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保证治理方案的创新和绩效.社会资本是与社区治理紧密相连的理论工具,传统社会资本的崩解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乏是“过渡型社区”的政治社会基本特征.重塑社会资本是实现“过渡型社区”的良善治理的有效方案,但却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政府与社会、中国适用性等方面的关系.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重点分析“过渡型社区”治理难题背后的政治社会根源,以求获得学界和社区管理者对“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重视.     

分利秩序、治理取向与场域耦合：一项来自“过渡型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 市场 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 市场 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