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历程及其现代进路

自1916年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一书出版后,胡适、陆懋德、钟泰、冯友兰、李石岑、范寿康、侯外庐、任继愈、冯契、石峻、张岱年等学者经历了近百年的研究与探索,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形成了"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马释中"、"中西综合"的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以及与中国哲学史"合法性"问题交织,融合中西学术,研究学者个性突出,缺少同情了解的学术特征.今天,厘清中国哲学史发展中出现的诸多关系,建构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与书写范式,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新时期发展的现代进路.     

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早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谢著问世以后,人们积累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逐步建构起具备现代学术性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折中,谢著《中国哲学史》,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形成不无贡献;其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既不宜抹杀,也无可替代。     

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实践论视域中的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的基本信念是坚信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遵循着同样的法则,但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是一个矛盾共同体。中国哲学史就是这一矛盾演化的历史：即一方面建构某种“天人合一”的模式,另一方面又不断批判和修正这种已经成型的“天人合一”模式。以“基本问题”为切入点,中国古代哲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秦至两汉)是以“神学”模式解释宇宙法则进而建立的天人合一模式;第二期(魏晋至两宋)是以“理性化”模式解释宇宙法则进而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模式;第三期(明清两代)是以人心之理代替宇宙之理,进而导向对历史实践活动的重视。     

现象学视野下的中西哲学的解释学特征

周光庆认为,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也不应该,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语言还原法--乾嘉学派的阐释学思想之一

周光庆认为,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也不应该,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一部哲学史引出的学术“四重唱”——以围绕冯友兰著作的几篇“审查报告”和书评为核心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围绕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陈寅恪、金岳霖和张荫麟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该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评价。大致而言,陈寅恪主要取学术史或者说学术思想史角度审视冯著,金岳霖更多以哲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视角给予观照,张荫麟则二者兼而有之,同时更注意从思想史角度对冯著具体内容给予批评和质疑。他们三人在对冯著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其中陈寅恪较为明确地认为不能简单借用西方哲学发展理念和框架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背后的学术考量是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的不满。相对而言,陈寅恪较之金岳霖更注意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而金岳霖在对冯著和胡适著作进行比较之后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著名的“金岳霖问题”,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对冯著借用西方哲学理念的研究模式不甚满意。冯友兰随之以自己的方式对三人的意见给予回应,由此他们四人共同完成了一部学术“四重唱”,其所讨论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的形成与检讨——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为中心

唯物主义方法作为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命题及观念的发掘、整理与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提供了特殊的理论架构,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但是,将唯物主义认知范式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必须妥善处理如下问题:不能以唯物主义为唯一的方法,以避免对中国传统哲学解释的简单化;不能以唯物主义为个别的方法,以避免对中国传统哲学解释的教条化;不能以唯物主义为至上的方法,以避免对中国传统哲学解释的模式化。质言之,若要使唯物主义范式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及这种特殊性对于唯物主义方法的可适性范围与程度是必须认真考虑的课题。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中西诗学互鉴：基于民俗志诗学的理论建构

从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诗学理论与西方诗学理论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也有着可以对话并且兼容的成分。在明细化的现代学科建设与平等学术对话的社会背景之下，中西诗学互鉴为重新认识和研究某种文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以这一视域为起点，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民俗志的本土化与多元化特征，进而探索民俗诗概念的生成，是中西诗学互鉴的实验性探索之一，也成为建构民俗志诗学理论的重要切入口，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增添新的理论注脚。     

回归自然何以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回答

受近代科学观念的冲击,传统自然观渐趋动摇,对中西自然观念及其现实影响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使命。以这些反思为基础,许多哲学家讨论了回归自然的可能性,并尝试通过各种方式重建回归自然的道路。这些思考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重写中国哲学史必须从哲学的一般意义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 ,积极开发中国哲学特有的问题域 ,阐明它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特别要突出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哲学的意义。就中国传统哲学特征而言 ,实践哲学远比心性之学更具解释力和现实性。近代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触使得原教旨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根本不可能。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 ,利用西方哲学的某些资源不但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合理的。即便如此 ,在使用西方哲学观念解释中国哲学时仍要谨慎 ,概念不是纯粹的形式。正因为如此 ,建构中国哲学自己的概念体系是未来中国哲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内在批判和释义学阐发则是新的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学院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的探究,是以辨析和确认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为前提的。而中国哲学史的现实存在方式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根本上既不是道统的传承和道统的现代复活,也不在于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谱系的客观理解和如实叙述。在以此为目的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对西方哲学实施彻底的现象学“加括号”程序,或者说,完全排除西方哲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和不现实的。但西方哲学的思想、概念和框架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把“尺子”;不过,把西方哲学作为“镜子”和“窗子”,对于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却可能是有益的和富有启发性的。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西哲学对话

全球化是当今中国哲学必须面对的现实 ,也是今后发展必须依赖的基础。伴随强势文明的向外输出 ,2 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所形成的超级话语霸权对中国哲学来说几近于一次清洗 ,但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必然组成部分 ,未必是一件坏事 ,甚至还构成中国哲学再生的必须条件。西方哲学的理性分析气质、批判创新精神、宗教坚执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都应该成为重构未来中国哲学的可用资源。后现代主义的诞生为中西哲学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对话创造了理论契机。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对话是一个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当哲学比较与互动走出认识论而进入存在论的时候 ,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才是现实的     

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本文从历史、历史哲学、编史学和哲学编史学等基本概念的疏理入手,结合以罗蒂为代表的欧美哲学界关于哲学编史学问题的讨论,认为哲学编史学的学术结构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史、哲学史的认识论研究及哲学史的编史方法研究,其问题域应包括哲学编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局部或具体问题。在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的关系之间应注意如何理解哲学和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观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等问题。     

谈中西哲学融通的哲学观

在中西哲学的融通问题上 ,有些学者认为 ,综合了中西哲学个性化的特点 ,就会得到一种全面的哲学。但事实上 ,中西哲学的融通不应是观点的混杂 ,也不应是个性化特点的罗列 ,更不应是史实材料和语言文字的堆砌 ,而应是在一定哲学观统摄之下的观点的重融和再生。本文将探讨中西哲学融通的哲学观原则 ,以及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土壤上实现这种融通的可能之路。     

哲学的比较与比较的哲学——关于当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哲学的比较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中西哲学的比较以"中国哲学"和"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原创建构为旨归,既孕育着比较的哲学,又催生着"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原创建构。站在全球化和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追问中西哲学比较的目的和意义、前提和基础、标准和尺度、路径和方法,既是哲学研究的题中之意,也是中西哲学比较在当前实现突破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探究

中国哲学界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学理根源,既不在于从事哲学史研究的人太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太少了,也不在于错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哲学研究。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在国内哲学界,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是相当普遍的理论现象。造成这种理论现象的学理根源,一方面在于国内通行的哲学二级学科和哲学类研究生专业的划分模式及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之上的,而未能转向“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