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后漕军的积债问题

明代漕军是漕运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明中后期由于漕军的收入有限而负担却异常沉重,又遭受种种剥削勒索,陷入了非借债不能维生的地步。借债不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成为漕军的另外一项重负,致使漕军逃亡与侵盗漕粮不断。明代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漕军的积债问题反映了明代漕政的废弛与明代吏治的腐败。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

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有密切关系,作为首任转运使的裴耀卿,对漕运曾经作过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同时联系有关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论述.(一)在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后,开始有漕运和管理漕运的官吏.能够知道的,如汉代有护漕都尉,晋朝曾设督运御史.隋置募运米丁,漕转关东汾晋之粟供给京师,但是漕官阙如.总观隋代以前,漕官还不是一种常设的制度.到了唐代.漕运大为兴盛,才常设转运使     

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明代漕运的几个问题——读《明史·食货志·漕运篇》札记

《明史·食货志·漕运篇》记述明代漕运云:“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关于“支运”,《漕运篇》写得很清楚。有的论著却作了特别的阐释。关于“兑运”,《漕运篇》显然记述有误。有的论著却不加考辨,而沿袭了《漕运篇》的错误,从而对“兑运”、“改兑”及“长运”诸问题,也作出了不确切甚至错误的论述。为弄清史实,现逐一考辨如下。一、关于支运自永乐初会通河疏浚后,南方漕粮概由运河北运京师。《漕运篇》云: 时淮、徐、临清、德州各有仓。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先实行的湘潭章程在清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南有漕各省改章的进程.但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与主纂光绪<湘潭县志>的王闿运所记却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事情的原起--"湘潭章程";对"湘潭章程"的定性与评价,学界则有"裁减漕赋"和"裁革部分浮收"两种观点的对立.事实上,"湘潭章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北宋漕运发展原因初探

北宋时期 ,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漕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漕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统治阶级的重视为漕运大开绿灯 ;造船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漕运业对漕船的需要 ,在诸因素互相作用、影响下 ,漕运业不断推进。漕运业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结果 ,是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促进了北宋漕运的进步     

农业生态与漕运兴废--以鲁西为个案

明朝和清前期，国家为保障运河漕运，严禁沿运河两岸农民引用运河和其他河湖之水灌溉田地，致使鲁西农田水利事业荒废，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运河停漕后，山东运河流域河道淤塞、闸坝失修的现象日趋严重，招致沉粮地和缓征地面积大增，山东西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晏公原为江西地方性水神,明朝初年,晏公信仰逐渐由江西扩展到全国。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是晏公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行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晏公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军、船工、水手则是信仰晏公的主要群体。晏公信仰呈现出信仰群体特定性、信仰区域差异性、信仰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明清国家漕粮运输活动、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从新发现的民间文书看清代漕运实态——基于《李泰远抄本路程》的考察

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书《李泰远抄本路程》,内容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记载清代乾嘉时期池州帮漕粮从铜陵大通镇经长江、大运河转运到通州的相关路程，沿途的关津渡口、商业市镇、风俗物产、衙门机构，以及漕粮兑运、漕运轮值等方面的情况，漕运中头舵、水手等群体的津贴，相关的敬神仪式，漕船的检修、洗仓、回空、关钞、水脚等规例，折射出乾嘉时期漕运的实际运作情形，弥补了传统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明代,运送漕粮的漕船经常在运河上遭遇风浪,导致漕船被损坏,漕米被漂失。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防止漕运人员为图谋不轨而假捏漕船漂流,明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规定,如勘查漕船漂流的规定、漂失漕粮赔补的规定、对相关人员的处罚规定。     

明代漕运与会通河的疏浚

公元一四○二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后,为其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长期驻在北京。到一四二一年正式将明王朝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南粮北运问题,成了明朝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当时,明朝每年需要从南方运近四百万石粮食供应北京。开始“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海运险远多失亡,而河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也称御河——笔者),历八递运所,民劳其苦。”因此,怎样才能保证每年把几百万石粮食稳妥地如期运到北京而又费少时速,便成为明朝统治者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时即有人主张疏浚会通河,以恢复大运河的全线通航,来担负起繁重的漕运任务。     

试论明清大运河上的行船次序

运河开凿与管理的主要目的在漕运,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贡鲜船是运河上的特权船只,漕船次之,然后是官船和军民船,商贾船地位最低.运河行船次序反映了不同船只的政治地位,折射出漕河管理的诸多弊端.特权船只优先使用有限的交通资源,是皇权观念在河道管理中的缩影,不利于商品的顺畅流通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元、明、清河漕与海运之变迁

<正> 在我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的迁徙往往带来交通中心的转移,元以前的漕运以运河为主,具有从中心向外辐射的特点,即从政治、经济中心的中原地区指向四方,指向边防重镇的河北,指向财赋所出的江南。元建都北京后即改变了上述情况,漕运路线偏居东部地区,并转变为单一的南北向的运输形式。漕运路线的东迁,为元、明、清三代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开展河漕的同时又可发展海运。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情况相当复杂。     

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清代前期漕运及其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周祚绍漕运是有清一代的大政，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居有性要的地位。清代历朝统治者对漕运极为重视，顺治二年，顺治帝就采纳巡漕御史刘明所奏：＂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造宜急，运道宜豫；＂①恢复明代的漕运旧制。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     

腐败问题的制度透视——基于清后期漕运改制思想的分析

腐败是清后期漕弊的突出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由吏治而海运而停漕的漕运改制思想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腐败治理思路.同时,清政府的偏好受河运派和海运派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出现了一些反复.     

运道与信仰的正统化:以清代高邮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漕运、河工事关国计民生,河湖密布的地理环境使得高邮成为运道治理的重点地区。运河的流经在促进区域社会信仰多元化的同时,也使得本土信仰的内涵发生置换。漕粮运输、运道治理以及水上航运的现实需要使得当地的康泽侯、五龙王、露筋娘娘等区域性神灵的职能有所拓展。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这些神灵又被增加了护佑漕运、保障运道和航运安全等职能。高邮运道之艰难以及官方保障漕运畅通的现实需要是信仰内涵发生置换的主要原因,漕运和河道官员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置换与漕粮运输、运道治理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浓厚的官方色彩,其在满足漕运群体信仰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信仰的标准化和正统化。     

漕运发展的阶段性分析

《说文解字》诠释:“漕,水转谷也。”追溯本意,漕运即是通过水路转运谷物的一种形式。但是,封建社会中的漕运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很早以前,我国民间便久已利用沟渠和自然水道转运百物,但是,都不称为漕运,漕运是一个历史概念,专指历代封建政府将所征粮食运至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     

古代汉语同义词辨析(三则)

漕、挽(车免)、输、转、运这一组词在古代汉语中都曾与“运输”有关,但词义来源和历史发展、使用要求却有不同。古代水运、陆运用词不同。在这组词中,“漕”专用门于水运,“挽(车免)、输,转”专门用于陆运,“运”则以用于陆运为主,在一定时期内,兼用于水、陆运输。漕:一般认为本义是“水道运粮”,例举《史记·平准书》“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这值得商榷。它的本义应该是“水流急转处”,《说文》“漕,水转毂也。”水流急转处往往与具体地名联系在一起,故《诗·邶风·击鼓》“土国城漕”,传:卫邑,在今河南滑县境。明《谭苑醍醐·蜀江水路险名》”水如转毂曰漕”,注:今有野猪漕。又曾用作姓名,《陈斋手拓古印     

张居正《答潘季驯书》注释和分析

比闻黄浦巳塞,堤工渐竣,自南来者,皆称“工坚费省”。数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云,曷胜欣跃! 本文选自《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一》。原题作《答河道潘印川论河道就功》。按印川即潘季驯的字,他是明朝的水利专家。张居正于1578年初荐吴桂芳为工部尚书、总理河漕都御史,负责治河,并兼理河漕事务。同时裁撤了“总河督御史”一官,以统一治河治淮和督理漕运的事权。但不久吴桂芳就病故了,乃以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其职。因此编全集的张懋修称潘的官职为“河道”,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