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反映生活的主体能动性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是一个审美的创造过程。既要创造,就不可能对生活进行简单的复印。就是表明要把自已“半生潦倒之罪”“按迹循踪”的曹雪芹,也不排除“用假语村言”把所要反映的生活“敷演出来”。这就有创作主体的加工和创造。唯其如此,我们才不应该把这部伟大的作品等同于作者的自传。所以,哪怕是倡导“摹仿自然”说的亚里斯多德也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以后,把自己称为法国社会历史的“书记员”的巴尔扎克也指出:“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     

当今“企业社区”如何走

“企业社区”是企业办社会的产物。过去大中型企业都有自己职工的生活区或职工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区域里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由企业管,可以说“企业社区”很早就存在了。因此,“企业社区”不是建而是如何改的问题,改的本质是改福利型的社区为市场经济型社区,改行政包揽为民主自治。“企业社区”的过去,不该全盘否定,比如,在管理方面就有很多方法和经验值得总结和借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企业要把这一部分剥离给社会,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城市现代化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在剥离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我们必须看到,“企业社区”和“社会社区”相比,有短处,更有很多长处和独有的资源。把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企业社区”实际结合起来,就能走出有特色的“企业社区”之路,最终归入社会的大海。彭平湘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就“企业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发现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意见,希望大家都来讨论,把你的发现,你的看法,你的经验和困惑告诉我们。     

领航

组织各阶层的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组织内的员工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追求，企业要持续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作为老板，一个创业者来讲无可厚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作为企业的核心的骨干员工，所处的企业在创业爬坡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需要有艰苦奋斗精神，比如说有些从农村过来的员工，有比较大的志向，这种员工可以牵引或者推动着企业继续往前走。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如此。最近李彦宏提出要“鼓励狼性，淘汰小资”，实际上他就是把企业的员工，尤其是比较核心的员工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具有“狼性”的，这些人有着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的奋不顾身的完成目标的进攻精神以及群体奋斗；另一类是“小资”，这些人大都有良好的背景，操着流利的英语，有稳定的收入，信奉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思进取，觉得追求个人生活的舒服才是全部。在一个组织里，大家会认为你也对，我也对，那么怎么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于是大家对李彦宏这种说法马上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反对有人表示理解。一个组织里的员工如何区分、企业的激励和分配制度往哪儿倾斜等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导向的问题。     

历史有意义吗?

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而这种方式是补前代之不足的。说到底,我们研究历史是因为我们对它有兴趣,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想懂得一点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可是,它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需要。……历史主义者不承认,历史解释应该满足从当前实际问题和决策中所产生的需要。历史主义所努力的是发现“人类注定要走的道路”,发现“历史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但是,有这样的线索吗?历史有意义吗?历史本身既没有目的,又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决定把目的和意义给予它。我们能够使历史成为我们争取自由社会和反对其敌人的武器,这样我们就能解释它。这番话最后也可同样应用于“生命的意义”上面。要决定人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决定我们的理想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老子哲学中的生死观

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专题论著或教科书里,大都把老子的思想及其特征置于他的“道”之下来加以理解,这样就多少忽略了老子哲学中关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内容。我倒是倾向这样认为:老子哲学中的“道”,乃是对于人生存在的生死问题的体悟与思考的结果,也是老子企图对人类的生死行为作一本体、形上探索的产物。一老子向往远古时代“小国寡民”的社会及其生活,可能不是因为“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缘故,而是因为“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民重死而不远徒”的考虑。因为在这样一个鸡犬之声相闻却重死、安土而不喜往来的宁静社会里,可以把人的生命活动固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把死亡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因素的僵持性结合起来,从而能够避免死亡对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结构、个体生命价值意义的摇撼和振动。倘若人们情愿、乐意把自己的既生之后、将死之前的生命活动限止在一个毫无人为痕迹的自然境界里,人们自然就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汉语实词的分类

我在1955年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的文章,目的只在于解决有或无的问题,还来不及讨论词类划分的具体方法。现在我想谈一谈汉语实词的分类。为什么只谈实词而不谈虚词呢?因为象词类这么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为时间所限不可能一次谈完。如果分个先后,我认为应该先谈实词。某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没有词类,实际上也只是说汉语的实词不能分类;至于虚词,则一般认为可以分类。为了和1955年那一篇文章密切结合起来,先谈实词是比较适当的。这并不是说汉语虚词的分类就没有问题了。现代汉语里有没有其正的介词?连词和介词要不要分立?要不要立“助词”一类?这都是尚待解决的问题。至于某一个虚词(例如“被”字)应归哪一类,问题就更多了。我们现在不谈虚词的分类,只是把问题暂时保留下来罢了。     

试论翻译中处理文化差异的“求同存异”原则

由于文化差异,翻译要做到绝对等值是不可能的。但译者应竭力处理好文化差异问题,使译文最大可能地接近原文。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只能采取“求同存异”、而不能采取“舍异求同”的原则。我们翻译时,在符合译文语言规范的基础上,在不引起错误的联想或误解的前提下,可以尽量“存异”。“存异”既有助于读者扩大文化视野,获得知识和启迪,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比较两国文化,增加对译语国文化的理解,促进文化交流,还能丰富译语国语言。     

CI译辨

人们常常把 CI当成文化包装 ,产生这种误读的原因很多 ,其中与对 CI汉译的望文生义有关。反观 CI的两种主要译法 ,“企业形象”与“企业识别”也都过于强调表象 ,而忽视了 CI的核心内容——企业素质。我们有时对两种语言的不可通约性无能为力 ,不是不愿为也 ,而是不可为也 ,所以如果遴选两种约定俗成的译法 ,我们以为“企业形象”更为合适 ,因为它更加具有感性特征 ,而“企业识别”更加具有理性特征。在选择“企业形象”译法的时候一定要警惕 ,它的外延小于内涵 ,符号具与符号义并不充分对应。如果把 CorporateIdentity两个词的英语含义分开来研究 ,会得到很多的有益启示。不仅仅企业有形象问题 ,其它社会组织也有形象问题 ,从“泛 CI”的角度来看 ,CI应该翻译为“组织形象”;企业不但对外有形象问题 ,对内也有形象问题 ,企业凝聚力是企业形象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内具有统一性 ,体现着共性原则 ,对外具有区别性 ,体现着个性原则 ,这是 CI战略的经典定律     

“交易费用”问题的经济学与哲学思考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用“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企业“分”与“合”的动因,较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企业的规模决定问题;也较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问题,归根结蒂,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过于沉重的“交易费用”负担,使得计划经济理论上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引进了“交易费用”概念,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于企业成本的认识,也根本改变了我们对于“交换”的作用的看法。     

为什么领袖不能领导(二)

老板们是光荣的英雄大企业的巨头正在重新回到我们中来。今天几乎已不可能在店中买一本书、在铺子中买一份杂志或看电视转播而在那里看不到某一位美国大企业的领导人。当你雷时,就象现代舆论工具描绘大财主那样,也想喊道:“看!看!天空里是什么?这是鸟!这是飞机!不,这是超人!”今     

闲话社区关系

一位社区工作者对我说:“社区里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续,要处理好上上下下各种关系,真是不容易。”今天,我们请几位读者聊一聊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中有普通的社区居民,有社区工作者,也有民政干部,看看他们的观点能否对您有启发?也请您把自己的建议寄给我们。     

论当代逻辑意义

俄弗兰在他的两篇文章中,着重说明当代的分析学派“既不描述世界,也不歪曲世界,而是无视它”。他们研究的对象不是事实而是语言。据说,象爱耶尔和莱依尔那样的人,他们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哲学理论的问题,而只是哲学理论的分析的问题。他们只是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分析,他们只是哲学分析家,而非哲学家。作者强调,分析学派对于一切哲学派别都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不能把爱耶尔看作一个现象论者或经验论者,把莱依尔看作一个行为主义者。但是,照作者看来,分析学派中的一些人在进行哲学理论的分析时还是不免运用传统哲学的事实语言,另一些人甚至用一种纯粹分析的成语或逻辑语言来谈论事实性传统哲学的问题。这样就造成一种混乱,使人们容易把哲学分析和哲学本身看作一回事,把哲学分析家也看成是哲学家。最后,作者指出既然哲学分析和哲学还是有区别的,既然单纯语言学的证明不能解决哲学本身的问题,因此还是必须回到哲学问题本身上去,“在有用的情况下运用一下语言分析,但不要滥用它。”作者的这些论点我们认为还是有问题的。首先,不能把爱耶尔那样的人看作是“哲学上的无党派者”或“中立者”。就同所有的逻辑实证论者一样,爱耶尔也是把哲学的根本问题——把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物质世界和其规律是否客观存在等问题看作是“形而上学的”、“虚假的”或“无意义的”问题。他认为人们决不能认识感性经验之外的客观实在。显然的,这不单是不可知论而且是主观唯心主义。爱耶尔还认为宗教信仰发生于感情,不能用科学或逻辑的方法来分析宗教信仰,证明它是真或伪;因此他肯定宗教与科学之间并无矛盾,宗教不能说服科学,科学也不能驳倒宗教。这种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信仰主义,其目的是在为宗教留出一个地盘。同爱耶尔一样,莱依尔也提出过所谓“势力范围”的说法,认为信仰与理性各有各的范围,互不相侵,互不相犯。分析学派实际是在“超哲学”或“元哲学”的伪装下来贩卖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陈货。是的,我们必须回到哲学本身的问题上。但决不能希望分析学派会解决哲学本身的问题,其原因倒不在于分析学派所谈的不是哲学,而在于分析学派所谈的是错谬的哲学。这一点作者是看不到的,也决不可能看到。     

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就有不同的看法。“四人帮”横行时禁止人们讨论这个问题。谁说陈独秀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对他的早期活动作出某种肯定的评价,谁就可能被扣上“美化叛徒”或“为叛徒翻案”的帽子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乱打棍子的恶劣风气如不彻底加以扫荡,党史、革命史的自由的和实事求是的讨论和研究就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应当反过来说,谁认为陈独秀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就是在宣扬“四人     

刘勰论遣辞

刘勰对于遣辞的一些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怎样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切实有力”,使文章起到宣传教育作用,是值得借鉴,值得批判继承的。 刘勰在他著的《文心雕龙》《章句》篇里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又在《知音》篇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刘勰深深地认识到遣辞是写作的一个重要关键。因此,他对于这一个问题,是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的。     

成语浅谈

我们在阅读书报刊物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用得很恰当的成语。这些成语,用极为简洁的词语,可以形象地说明一个事实或深刻地阐明一个道理,言简意骸,生动有力;但我们也常看到一些用得不恰当的成语,牵强附会、晦涩生僻,甚至把意义弄反。因此,有必要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讨。成语是熟语的一种,它是人民口头上或书面上习用的固定词组或短句。组织多样,来源不一。有的可从字面理解,如“万紫千红”、“乘风破浪”,有些要知道来源才能懂,如“青出于蓝”,出自《荀子·劝学》,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同一概念”质疑

所谓“同一概念”,在形式逻辑里是指具有“同一关系”的两个概念。据一般逻辑著作的解释,所谓“同一概念”,就是外延完全重合,但内涵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例如,“鲁迅”与“《阿Q正传》的作者”,“等边三角形”与“等角三角形”,“社会主义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等等,都是所谓“同一概念”,对于此说,笔者存疑已久,逐渐形成一些看法,现在把它写出来,请同志们指正。 所谓“同一概念”,既然属于形式逻辑两个概念间的一种关系,那么要讨论它,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形式逻辑所说的概念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概念是一类事物或现象的反映,而概念间的关系,则是一类事物或现象与另一类事物或现象之间关系的反映。由于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而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形式逻辑特定的对象和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研究概念间种种具体的、复杂的关系。形式逻辑仅仅以概念间外延关系为其研     

中国古代的文学发生论试探

文学的发生,它的内涵应包括两点:一是人类最初的文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即文学的起源问题;二是文学创作的起因或素材来源是什么?即文学的创作源泉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从不同角度着眼的,前者就“史”而言,后者就创作而论。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国古代文论家也有特定的认识。     

论国家计划修改导致的合同解除

计划经济合同是指以国家计划为前提而签订的合同。因其直接为国家计划所规定或约束,故我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把“订立经济合同所依据的国家计划被修改或取消”,(为叙述方便起见,以下简称:“计划改变”。)作为允许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的情况之一。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进行生产经营的各个经济组织,无论其性质是国营、集体或个体,其经济活动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家计划的约束或指导,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国家计划都不允许采取规避态度。因此,由于“计划改变”发生的经济合同变更与解除,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不仅会有相当数量,而且情形十分复杂。本文拟就计划经济合同解除中的几个问题谈点意见。     

《讲话》和科学方法

对于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共产党人来说,科学方法的重要意义,决不限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革命斗争的一些重大决策,一些重要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著作中,并非平白无故地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发现,毛泽东从来都是把革命任务同工作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他曾用通俗的语言这样解释其中的道理:“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每当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他总要提醒全党同志注意方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